陈撄宁大师不是道士，没有拜过道教中的度师和授业师，陈大师是研究道家和道教的学述权威。

怀念伯父陈撄宁
陈仲琏
岁月荏苒,转眼间伯父离开我们已二十年,每想起往事或重读遗稿,他那慈祥和蔼的容颜,如在 眼前,不由人要想到他潜心研究道教学说六十余年,对《 道藏 》内、外丹经及静功修持之道,有极高造诣,撰有不少著作和文稿,在道教界有广泛影响,也是他被誉为近代道教学者的原因。他对中医理论, 也有研究,为中医界所称道。一九五七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后,先后任道协秘书长、副会长、会长,主持道教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政协委员。十年动乱中,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在 北京去世。他的事迹,在新编《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近代名人录》中,都有简介。
我家祖籍安徽怀宁县洪镇乡新陈埂,世居安庆。 伯父一八八零年生,原名志祥,后改名樱宁,以示心神安静,不为外界事物所扰的一种修养境界。听长辈讲,伯父三岁即由祖父教读,因聪颖过人,十二 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左传、国语等经史,十三岁学作应试文、诗赋等。因祖父是清朝举人,家学渊源, 人皆赞他才华出众,初考秀才时,都以为稳可得中,但伯父因常阅读《时报》、《盛世危言》等书报,故文章中对清廷有国弱民贫之议论,幸主考官为祖父好友,阅卷时很是惊讶,遂将考卷抽出,免生意外, 并暗告家中,嘱加管束。祖母闻此患病,伯父事母至孝,乃自责日:“母亲请勿怒,下科保中。”果然,下届考中秀才。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考入安徽高等法政学堂,接受各种科学,如数、理、英语等。但因 自幼且夜攻读,寒暑无间,过度疲劳,以致得衰弱之症,俗名童子痨,医生束手,其势万难苦读下去,乃思寻求却病延龄之方法,以挽救垂危之生命,遂从叔祖父学医,研读《黄帝内经》、《扁鹊难经》、汉张仲景《伤寒论》,以及历代医家专著,并由此得知古代医学与气功锻炼本有密切关系,如我国第一部医学专著《黄帝内经》,就讲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气功论述,伯父经研究并亲身实验,原来极度衰弱之躯,竟渐有好,遂决心继续探求延年益寿,防止过早衰老之法, 又经研读有关道教典籍,感到这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其中包含很多哲理。伯父无意仕途,为了探讨道教炼养工夫, 毅然离家,到各地寻师访友,来往于名山胜境,住宿于道观佛寺,后在安徽怀远县曾遇道长一位,相聚两 句,论证修炼工夫,并改正道书上各种错误,得益匪浅。
因古代修炼著,十分之九收入《道藏》,乃于一九一三年长住上海方斜路白云观,专阅明刊《道藏》 五千三百余卷及续刊一百八十卷,依次逐篇阅览,不以个人爱憎为去取。明刊《道藏》五百余年来,该观珍藏六十余年来,能将《道藏》作学术研究而又能全部阅毕者,仅伯父一人,他人都因不同原因半途而废,撰有《论四库全书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文稿。
伯父以十年寻访之功,对修炼知识已无遗憾,于一九一七年返沪常居,除和道友继续探索养生修持外,对《道藏》重要组成部分的炼丹术,也做过考证和实验,认为这是人类化学之初步。对《道藏》旧有目录详注四册,是明代为宗教家的需要而编,查阅不便,不足以供道教学术研究之用,伯父按原一千余种著作的性质,慎重仔细的加以整理,将原修订的《道藏分类目录提要并索引》,共分道学、道通、道功等十四大类,以便检查，又以古代道书卷峡浩繁,深奥难懂,乃择要诠释,务期浅显明白,便于理解, 著有《黄庭经讲义》、《孙不二女丹诗注 》、《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及散文和问答。
伯父为了静心著述,也为伯母调养体衰,于一九三五年冬迁居沪西农村南石桥,该处茅屋数椽,流水一湾,翠柏围绕,环境清幽,每逢风和日暖,伯父母两人,常坐于翠柏中,烹茶闲话,挥尘谈玄,友朋来访,骤观此景,几讶为九天仙侣,暂堕尘寰。此时,伯父除著述外,并和各地通讯研究修炼学术,从事 《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编辑、校样、出版工作,伯母施诊乡邻,不受报酬。一九三七年秋,日寇侵沪,乡间不能安居,复回上海,衣物书籍,全部损失,其中珍本图书,不可再得。
伯母吴彝珠夫人,原籍浙江吴兴,早失枯恃,随叔读书于芜湖,一九一一年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子医学院,曾任武昌红十字会医院医务主任,上海第二医院、上海尚贤医院医师,上海人和高级助产学校教授,医术高超,病者称道,一九三五年冬,感身体有浸衰之象,乃辞谢一切诊务、教务,农村居住调养,身体渐有康复,又于一九四四年为上海某善堂义务施诊,因劳累旧病复发,于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二十五 日去世,享年六十有三,抗战时家人都在后方,后事由外甥女乔馥玖料理,葬于上海虹桥公墓。
此后,伯父一人居住无定所,诸学生都争请住其家中,便于讲授各种学识,但多住于外甥女处,并得彼夫妇悉心侍奉,故仍得以专心著述。伯父根据数十年研究所得,总结了修炼要领和有关注意事项,撰写了《静功必成》文稿,留作后学之指南,文中对人们衰老亡的原因,以及免除的方法,指出应以无涯之 元气,续有限之形骸,可使生命力永久不竭,再用神气合一之法,以执管生命权,此为初步成功,然后炼气化神,再进一步炼神还虚,最后可以达到成功。为使读者理解,对于文中要点,又列述问答数十条,还 定期讲解,听者锻炼后,各有不同收获,如他的学生上海名中医谢筠寿,名西医张竹铭,人和医校校长 朱昌亚,虽都年已古稀,锻炼后精神抖擞,步履矫健。张医生已去美讲学,朱校长年已九十余,仍健在, 又原上海浦东中学校长张嘉寿,有严重头晕眼花毛病,锻炼后说“健康大踏步前进了。”他写了一篇 《锻炼经过和对炼功的理解》,伯父阅后给以肯定,并详细写了评语,归纳为八点:(一)动功与静功相结 合；(二)恒心是主要因；(三)生活有、规律,无嗜好；(四)动静调和,生理上得到平衡；(五)方法简而易行,可以普及；(六 )静坐是高级道功的基础；(七)是否需要再求进步 ；(八)本是养生功夫,为什么有人做出病来。伯父还为只以健康长寿为目的锻炼者的需要,又写有《去病延年方便法》一文,索取者甚众。
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祖国医学遗产,上海成立了气功研究所,市卫生局两次请伯父到该所讲解气功理论和对增进人民健康的关系,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宋日昌也多次邀他探讨气功学术,觉得这是 一门独特科学,可以开发人体潜在智能,认识人体生命奥秘,推动类向高智能方向发展。伯父研究道教 学术,早已驰名,一九五三年被浙江文史馆聘为馆员,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他拟将六十年研究所得, 加以整理,写出论述,捐献国家,永久保存,只以当时资料尚不齐全,未能着手。
一九五六年,全国各地道教界人士在北京筹备全国性的道教组织,次年四月成立中国道教协会。 伯父先后被选为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主持道教学术研究,培养道教人才方面,作出了贡献。嗣后,道协设立研究室,在他指导下,搜集、整理道教文献资料,编写 了《中国道教史提纲》,出版了《道协会刊》,为培养道教知识分子,举办道教徒进修班。他认为道教的形式,随着时代的进化,不能保证它永久不变,但道教的学术为群众所需要,不但能够长远流传,而且将来还可以逐渐发展。事实正是如此,道教学术不仅我国研究者不乏其人,外国也有研究者,如天津大学陈国符,研究《道藏》蜚声海内外。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对道教典籍《参同契》,曾作过深人研究。 日本学者大渊忍尔对《道藏》的编篡,曾作过考证。美国学者约翰生著有《中国炼丹术》。因此,道教 学术如果没有坚实的内含,恐早已埋人故纸堆中,不为人知了。这时著有《道教起源》、《史记.老子传问题考》、《太平经的前因后果》、《教理概论》、《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静功疗养法》等, 还在道协研究室讲解《老子》、《庄子》养生思想和《黄帝内经》,这方面著有《静功总说》、《老子第五十章研究》等。
十年动乱期间,中国道教协会停止了活动。一九六七年春我去北京,曾请他返沪稍事休息。伯父是责任心很强的人,他说:“在无别人负责的情况下,我不能贸然离开。”那时他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老 人。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时在北京去世。
伯父对中医理论,也有深人研究,初习医时,对古代医学专籍,如《金匾要略》、《中藏经》、《胍经》、《甲乙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等,都曾搜集钻研,还像神农尝百草那样,对许多中药, 亲自煎尝,辨别药性。祖母生病,伯父亲侍汤药,出外游历前,则预留药方于家中,后祖母患病,依方服 之果然见效,安庆名中医潘答泉,我与其子潘法平同学,常去潘家,潘老医生对伯 医学很是景仰,常说: “你家二先生医道高明,人都佩服。”族人陈耘珊 到沪旅游,突患大头瘟 ,头面肿大如斗,中西医都说少见,也感束手,伯父精心研究,辨证施治,投用重药,终获全愈。闻者称奇说:“非高手不敢治,也不能 治此症。”常言说,“医不自医。”即医生如果自己生病,反而自己不敢医治。伯父一九五四年胃出血在杭州住院,医生多次主张施行手术,伯父都未同意,而采用气功调和血气和药物合并治疗,不久即获痊愈。曾任安徽中医学院兼该院附属医院副院长陈可望教授,就是他的胞侄,少年时到沪学 医,就由伯父指导,后来命他投考当时我国唯一的中医院校“ 上海国医学院”,该院院长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教 授恽铁樵、章次公、秦未伯等,均为上海名医,亦为伯父好友,该院教学严格认真,毕业学生多成名医。 伯父在北京时,有关领导对他的学识,很是推崇,如原中央统战部长李维,副部长张执一,都曾和他讨 论气功与健身之道。李部长还关切地说: “你的学问要留传。”伯父曾说过:“我全部精神,都用在研究道学方面,医学上未曾悬牌行医,也无著作。”但他医学上的造诣,却是人们钦佩的。
伯父的国学极有根底,早年北京大学拟请他为教授,讲授经史,因和自己的志趣不同,故辞未就, 但常为亲友讲解古书、佛学、道学、医药等,或代撰寿序、祝词以及修改诗文,自己则从事道学著述,所作诗文甚少,也不留稿,今只录七律一首,识者读之,当信其诗即景占来,清逸流畅,非俗流可比。题为 《来成都并到峨眉山脚下,归途赋此志感》,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作于车中。诗日: “蜀中天府久传闻,不及今朝眼见真。四野田园无旷土,万家公社遍乡村。人人高举红旗手,处处争开跃进门。留得余生重过此,峨山绝顶一攀登。”此诗为伯父同宗教界参观团去西南各地参观时,应四川宗教处 马处长所请而作,峨眉山高三千零四十六公尺,游览时间安排过于匆促,伯父只到山脚报国寺,故题日: “来成都并到峨眉山脚下。”
伯父热爱新中国,解放前他说:“我生平未曾任政、教、工、商职务,可谓一界不入。”建国后,祖国欣欣向,一九五三年即应浙江文史馆之聘。一九五六 年到北京中国道教协会任职,做出了贡献, 又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加政治生活。
伯父治学严谨,勤学不倦,毕生研究道教学术,著述多种,但不迷信书本。曾指出：“道书不可不读 , 却不可尽信,必须善于识别。”可见其治学认真的态度。伯父待人谦诚和蔼,使人可亲可敬。学生中多人已白发银髯,和伯父谈话之前,都先起立，以表尊敬。伯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自十一届三中会后,中国的情况,已发生了可喜变化,伯父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含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