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官员因为银钱之事自杀，能想起来的，数东汉司马直了。当时是汉灵帝当政，朝政乌烟瘴气，连崔烈都花钱五百万买了司徒（和明朝大学士差不多一个级别了），连他儿子也说“论者嫌其铜臭”，而司马直被任命为钜鹿太守，但不愿花钱，认为是在害老百姓，就直接请辞，回家路上写了封信给灵帝然后自杀了，灵帝也很搞笑，只是停了修宫殿表示慰问，官还是照卖（一句话，白死了）。回过头来，尚知县何许人也？那是李佑救祖陵时帮助安置灾民，确保灾区社会秩序稳定的功臣，加之又有平叛的功劳（与李佑同为景和朝第一人），这么一个人，竟然也被逼的跳水，而且是在政治意义非常浓厚的金水桥跳（你在自家也可以上吊，偏偏跑这里来，明显不想死嘛，你到底想干嘛？），对照司马直，要知道司马直干过什么，史书没写那么清楚，只有“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的记载，而尚知县要是成功自尽史书可不是这么一两句了，李佑正是抓住了尚知县官职小身上政治意义大这一点，来做文章。
本次尚知县自杀事件调查的关键是事件定性，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是定为普通的经济纠纷，还是要上升到有关吏治的政治层面（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党风廉政建设）。我们知道，明朝文官们大多是宽于律己、严于律人，凡是都要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尚知县虽只是一个七品，但也是文官的一份子。看看这次事件的两方，一方是政治地位低下的商人、一方是国家精英阶层官员，朱元璋给官员们的俸禄本来就不多，像李佑这一品俸禄凤毛麟角，官员收入来源大多来自为政时的外快，否则真做不下去（海瑞之流除外）。现在官员却要拉下脸面去向商人借钱。不管尚知县哪个派别，对这件事只要是官员心里就不舒服，而在京师不走动走动也说不过去，这一矛盾可以作为潜规则，但一旦拿到明面上就让人两难了。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定为纯粹经济纠纷，要知道，官债可是普遍现象，如果定为纯粹经济纠纷，意味着这些商人可以依靠本次事件抓官员痛脚，而且你要拿经济纠纷去指摘一个被逼跳水文官功臣，无异于打整个文官阶层的脸。但如果上升至政治层面，官员就更头疼了。李佑就是用这种方法
，把整个文官阶层拖下了水，这一刻，尚知县被司马太守海刚峰附体了，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所以，最后肯定会有一个妥协，但不管作者怎么写，可以预见到的是，西商的日子会很难过。潜规则就是潜规则，一旦来查，西商也要掂量掂量。借出去的款账目肯定是不能曝光的，官员可不是商人，眼红了肯定会把他们往死里整，而这些帐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估计对西商影响不大，毕竟他们主要不依赖这个生意。但大家别忘了，还有一个八卦报纸在这里，这笔账的影响大小就是李佑一张嘴的事。这个时代，没有上市公司年报、没有独立审计报告，商号的呆账坏账无从得知。对于一般人讲，西商满大街发小广告和正规科班执笔的报纸哪个更可信？
所以，苦逼的西商们，不是你们无能，而是李虚江这个穿越人太狡猾，面对开了挂的主角，你们还是..........认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