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具体分析移民迁入地点问题。《食货志》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这里的“及”字应训作“以”[10]，意即迁徙贫民到关西，以充实朔方以南新秦中地区的人口。所谓新秦中，是指秦始皇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北新拓展的疆土，包括汉代的朔方郡，还有西河、北地、上郡诸郡的一部份地区，说详史念海先生《新秦中考》[11]。新秦中的地域，含有《汉书·武帝纪》讲到的“北地、西河、上郡”三郡，却不包括陇西郡在内，而上面引述《史记·匈奴列传》以及《汉书·匈奴传》，都讲“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的前提，是“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与《汉书·武帝纪》的记载相参证，陇西郡肯定是这次移民的迁入地点之一。所以《汉书·食货志》记述的移民迁入地点，显然只是在讲这次移民最主要的迁徙方向，而不是它的所有地域。这样看来，《汉书·食货志》没有提到会稽，应当是与没有具体谈及迁徙到陇西的移民一样，只是一种叙述上的省略，而不能据此推断根本没有向会稽移民。
　　至于《汉书·匈奴传》的记载，重点在于这次移民活动与防御匈奴的关系，其所记移民迁入地点，大致与《汉书·食货志》相同，与《武帝纪》的记载，同样是详略互见的关系，这里就无需赘述了。
　　分析过《汉书》各相关部分的叙事关系，应当有理由相信，即使按照大多数人的通行看法，是《汉书·食货志》沿用《史记·平准书》的记载（《汉书·匈奴传》当然是沿用《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原本里，《孝武本纪》也应当与《汉书·武帝纪》一样，记有元狩四年移民会稽一事，即《史记·平准书》与佚失的《史记·孝武本纪》原本之间，应当存在着与《汉书》形式相同的详略呼应关系。
　　其实，早在清朝末年，王先谦已经注意到，在《汉书》的《武帝纪》与《食货志》之间，对于这一徙民事件的记述，文字存在出入。王先谦同样没有考虑到叙事详略互见的古书通例，认为二者之间，应有一误。但他同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关东”的地域范围，本来应当包括会稽郡在内。
　　假若确是如此，那么《汉书·武帝纪》所说的徙关东贫民于会稽，就成为从关东向关东移民，行文显得不够合乎逻辑。所以，在《汉书·武帝纪》“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的纪事之下，他很困惑地写道：
　　据《食货志》，以贫民尚不能相救，乃徙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会稽自在关东，志未言及，未知纪误或志漏也[12]。
王先谦的困惑提示我们，对于这次移民的迁出地“关东”，与迁入地“会稽”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予以阐释，才能从文献学角度，理清《汉书·武帝纪》徙民会稽记载的可信性问题。
　　在秦汉时期，关东与关西，是两个最重要的区域概念。区分这两大地域的界标，是位于今河南灵宝的函谷关。关东与关西各自包括的地域范围，并不完全确定，要根据它的具体使用情况，加以分析。
　　扬雄在《方言》中阐述各地语言特征时，往往首先用“自关而东”、“自关而西”来对全国的地域做第一级的分别，显然是分别包括有函谷关东、西两侧所有地区。战国时秦与六国东西对峙争雄，列国之间，纵横捭阖。李斯说秦王，谓“关东为六国”[13]，东汉人文颖称“关东为纵，关西为横”[14]；东汉人高诱则进一步解释说：“关东地形纵长，苏秦相六国，号为合纵。关西地形横长，张仪相秦，坏关东纵，使与秦合，号曰连横。”[15]东方六国包括函谷关以东绝大部分区域，而李斯、文颖、高诱以“关东”相称，说明在这里“关东”的用法，大致与《方言》之“自关而东”相同，也是泛指整个函谷关以东地区。
　　函谷关位于崤山谷地，所以，秦汉时还普遍用崤山来作为区分这东、西两大地域的界标，分别称关东、关西为山东、山西。如西汉初贾谊在《过秦论》中反复讲到“山东”，称“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16]，都显然与前述“关东”所表述的大区域意义相同，包括战国时关东列国的所有疆界范围。又东汉时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语中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而据《后汉书·虞诩传》记载，邓骘云东汉时有谚语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更可以直接说明，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是完全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地域概念。

会稽的农业生产在西汉中期还相当落后，除非粮食供应另有来源，否则绝不能安置大批移民。而在关东受灾，“虚郡国仓廥”，“犹不足”，说明关东郡国已无粮可调了，哪里还会有粮食供应会稽？
这样从解决灾民实际需求的可能性来考虑移民徙入的地点，当然很有学术眼光，只是对于朝廷解决灾民食物需求的途径，似乎还需要进行探讨，即当时朝廷是不是要通过徙入地出产的富馀粮食，来为灾民提供食物。
　　会稽的农业生产，在西汉中期确实还相当落后。但是这次移民徙入的主要地点，即陇西郡与北地、上郡、西河三郡的新秦中地区，与移民的迁出地关东地区相比，其农业生产水平也同样相当落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这是典型的牧业区域特征，与“山东”亦即“关东”地区“多鱼、盐、漆、丝、声色”的农业社会特征，迥然有别。司马迁更明确写到：陇西、北地、上郡诸郡，“畜牧为天下饶”，“地亦穷险”，显然绝对以畜牧经济为主，在迁入中原居民之前，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农业，当然也绝不可能有馀粮向外供应，或是养活外来的人口。所以，早在汉文帝时，就有西北“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的明确记载[21]。司马公是与汉武帝同时代的人，所说陇西、北地等地农业基础既然如此，说明当时朝廷决定移民到这里，并没有打算利用当地出产的粮食，来解决灾民的食物供给问题。
　　事实上，前引《史记·平准书》已明确记载，这次的移民徙入后，当时是“衣食皆仰给县官”。几年之后，则由官府“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史记·平准书》还记载由于负担过重，以致“县官大空”[22]。显然，从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力来看，陇西、北地、上郡等地，同样不适于接纳关东的灾民。那么，陇西、北地、上郡等地用以赈济灾民的粮食，又是来自哪里呢？《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时晁错针对边地缺乏粮食的情况，上书云：“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汉书·食货志》又载，武帝时“兴十馀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可见解决灾民食物供给的途径，是利用边地郡县储存的边防用粮，而这些粮食储备，应大部分来自包括关东地区在内的内地。
　　在汉武帝时期，会稽是汉朝在南方的另一重要边防前线，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朝廷在会稽，是否也有与西北边地一样的战略粮食储备，可以供给灾民，史阙有间，不得而知。不过会稽地处亚热带地区，又濒临海洋，降雨丰沛，湿热而宜于多种生物繁衍，比西北内陆更容易解决生存所需要的基本食物。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描述说：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对于生命濒危的受灾饥民来说，能找到一块“无饥馑之患”的去处，恐怕无异于天堂乐土了。所以，尽管其农业生产水平低下，远不能和关东地区相比，但是向这里迁徙灾民，还是完全可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十分迫切的求生需求。况且从发展眼光看，这里的自然条件，本来有很大的农业生产潜力有待开发。关东移民带着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定居后很快就可以发挥作用。他们不但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衣食，还可以带动当地的农业经济开发。后来中原向江南地区的移民，无一例外，都是如此。
　　前文已经谈到，事实上，由于这次水灾的持续影响，关东地区在灾后持续数年，仍然严重歉收，以致在方圆一两千里范围之内，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为此，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向陇西、北地、会稽等五郡大规模移民后，又下诏说：“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并且说假如饥民“欲留”在当地居住，则准许他们“留处”[23]。此举清楚说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火耕水耨”的江南地区，本是解决饥民求生需求的理想场所，完全有能力接纳大批遭灾的难民。

汉武帝徙民会稽，是中国移民史上一项重要事件。大批移民迁入，直接影响到中原的农业技术以及其他文化成分在江南的传播扩散进程。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相互印证，不仅足以证实《汉书·武帝纪》所记元狩四年汉武帝徙民会稽一事，确实可信，从而为认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同时还揭示出汉武帝通过移民会稽来巩固东南边防的战略意图，充实了西汉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使我们对于西汉东南边防线的建构形式，取得了更为清楚和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