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源于古代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建立了专制体制。这种由专制体制,所建立的文明,成为华夏文明的基础;而这种华夏文明,就是后来,汉人道德文明堕落与人性扭曲,发生的主要原因。
我以为,华夏文明,就是东亚大陆文明的文化病毒,就是危害东亚大陆人民人性的毒药;除非汉人能够彻底地认识,这种千年文化的病毒与人性的毒药,并且透过严格自我忏悔与救赎的方式,来面对它,否则汉人永远无法摆脱“类禽兽”与“非人”的罪名。
如果汉人不能够有效地对抗这种文化的病毒,那么未来东亚大陆,即使是走向民主化,也可能像在暴风雨中,飘摇的独木舟一样,无法走得平稳与安全;已经民主化的台湾,就是最好的例子,台湾现在仍然处于,被这种大中国意识与大汉沙文主义病毒,严重危害的环境之中。
在这种专制的文明体制之下,华夏民族以“华夷之辨”,来鄙视异族;以“变夷为夏”的方式,来消灭异族的文明;以“大一统”意识,来侵略与占领异族的土地;以“中央集权”的手段,来剥削与掠夺各族(含汉族与异族)资源;以武力征服的方式,来奴役与压迫各族(含汉族与异族)人民;以礼治的方式,来巩固其专制政体;以“三纲五常”的思想,来建立其绝对的皇权。
讲明白一点,汉人是一个崇尚“嗜血杀人”的民族,汉人是一个喜欢“仇视异族”的民族,汉人是一个爱好“暴力与战争”的民族,汉人是一个酷爱“掠夺与压迫异族”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特质,都是汉人妄尊自大与自私自利的明显特征;汉人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可怕的民族特质,而是不敢用良心来面对,也没有勇气揭开历史真相,来认真讨论罢了。
在大中国意识之下,更多的汉人,陶醉在大帝国的梦幻世界之中。他们看到的是,光辉灿烂的中华帝国假象,或是虚幻崛起的大中国;他们却将真正“丑陋卑鄙”的汉人人性与罪恶暴行,隐藏在无限膨胀的“狂热与傲慢面具”之中。例如,历史上无数次,著名的汉人屠杀异族行为,汉人从来没有公开道歉、忏悔或具体赎罪的行动。
由于汉人长期采行专制的政体,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因此在整个统治的文明体系中,注入了许多文化的病毒基因;这些文化的病毒基因,主要在于建立统治者政权的合法性,并且帮助统治者,确立绝对占有与奴役人民的合法性。
尤其在汉朝统一东亚大陆后,这种御用式的统治文明,扩充到了极点。汉武帝采行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以改良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人民与愚民政策的工具;接着,隋朝开启了科举制度,以儒家的思想经典,作为官方用人的考试标准。这种科举制度,将儒家的忠君思想,与权力体系作密切的结合,再次增强了皇权与专制体制的存在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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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专制制度,就是由少数的统治者,来统治大多数人民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只有最高的统治者,具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其他的人,只不过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与工具罢了。例如,所谓的臣子,只不过是官奴;所谓的人民,只不过是人奴;不论是官奴或人奴,他们都是统治者的奴隶。
在华夏民族的专制体制下,儒家的文人,扮演着统治者御用工具的角色;儒家甚至发明一套“君臣之道”,作为统治者奴役官吏与人民的工具。
那么儒家是用什么方法,来包装这种“君臣之道”?那就是所谓的礼治,所谓的三纲五常思想;三纲五常思想,是礼治的基础,礼治是皇权的御用工具。
在礼治的法统下,皇帝可以为所欲为,皇帝可以聚敛天下的财宝,如建造浩大的皇宫、行宫与皇家园林;皇帝可以搜刮天下的美女,成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坐拥三千佳丽;皇帝可以任意掠夺天下的土地与人民,例如,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可以随意处死大臣与人民,例如,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是什么样的礼治思想,可以充分掩盖统治者,上述不公不义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君臣之道”,可以充分支持统治者,上述胡作非为的行为?那就是儒家文人,所发明的三纲五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