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猜想，是有一定根据的。回想1950年9月7日，钱学森被美国移民局关进了拘留处，他后来回忆说：“我被关了十五天，不准同任何人说话。到了晚上，看守每隔十五分钟开一次灯不让我安睡。这使我瘦了30磅。”保释回家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情绪不稳定。可见，从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沦为“非法入境”的囚犯，这样突然的境遇逆转对于钱学森的身心打击是何等沉重。应当说，移民局对他还有所“优待”，没有把他同其他因偷越国境被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关在一起，而是把他单独安排在一间有书桌和盥洗间的房间里。虽然不能同家人说话，但是每天都可以隔着窗户同家人见面和招手致意，互报平安。而且他知道，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和同事们正在设法营救他。比较起来，在“文革”中，假如他钱学森失去了中央的保护，从七机部副部长的地位沦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加“特嫌”，像赵九章、罗时钧、罗沛霖等人一样受到“隔离审查”，同家人完全断绝联系，所有的人都同他“划清界限”，而且不知道哪一天是尽头，这样的一落千丈的境遇，他这样心高气傲的人能够忍受得了吗？更不用说揪斗、游街等人身侮辱和专案组普遍使用的体罚与刑讯逼供了。而这种可能性在1968、69年那段“清理阶级队伍”的时间里，时刻都会变成现实。所以他说“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样的话一点都不是夸大之词。

回顾钱学森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得以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确实得益于“中央很保护他”这样一条政策。需要质疑的是，这种保护，难道不是“中央”本应向全体国民提供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保护”成了稀缺资源，只是选择性地惠及极少数人，它成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固然值得庆贺，然而那未能得到保护的一大片，他们受到的磨难、丧失的年华以至生命，难道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吗？何况，钱学森这样的人虽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于恐惧，以至说出些无法为之辩解的话来，直让敬重他学问的人们顿足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