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十九世纪，他的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戏剧、文艺理论，政论及绘画等各个方面，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雨果在中国的早期研究主要体现在关于作者及其创作的评介上，这类评介或是翻译者的序言或后记，或是散见于当时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其中有的是我国研究者写的，有的则是翻译的外国的评介文章。这些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嚣俄的童年》（李玄伯，《猛进》第7号，1925年），《纪念雨果》（许跻青，《北平晨报》1935年6月18日），《雨果的生平》（李辰冬译，《北平晨报》1935年6月18日），《雨果论》（徐仲年，《文学》4卷6号，1935年），《雨果研究》（郎鲁逊，《文艺月刊》7卷5期），《法国浪漫运动与雨果》（陈瘦竹，《欧那尼》前附，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等等。此外，中国学者穆木天和吴达元分别编写过一本《法国文学史》，书中均用相当的篇幅介绍雨果其人及其创作。此时我国的雨果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对于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尚不丰富，所写文章大多是一般性的介绍或随感式的评论，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实属罕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关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虽然“文革”时期停顿了十年有余，但总的来讲，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
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我国著名作家茅盾建议隆重纪念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1952年，世界上举办过几次纪念雨果的活动，我国许多报刊杂志发表了纪念和评论文章，其数量是空前的，主要有《法国的大诗人维克多·雨果——纪念他的诞生150周年》（罗大冈，《文汇报》1952年2月26日），《雨果，伟大的和平战士》（闻家驷），《光明日报》1952年5月10日），《为保卫人类的优秀传统而斗争》（郭沫若，《新华月报》1952年5期），《为什么我们喜爱雨果的作品》（茅盾，《文艺报》1952年4期），《法兰西伟大作家》（爱伦堡，《人民文学》1952年5期）等。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国内的某些出版物上发表过一些关于雨果的文章，如奠自佳的《雨果谈中国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62年3月29日），程曾厚的《维克多·雨果》（《燕雏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赵恒昌的《雨果的〈悲惨世界〉》（《读书日报》1957年1月号），何其芳的《读雨果的〈九三年〉》（《光明日报》）等。这一时期的研究由于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主要涉及雨果作品的思想性及雨果作为民主斗士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并按时下流行的观点将雨果划入积极浪漫主义作家的行列。
在出版雨果作品的同时，一些国外名家如巴尔扎克、拉法格、罗曼·罗兰、阿拉贡、爱伦堡等论雨果的文章，一些国外研究成果及一些有关雨果的资料也都相继译介过来，如《雨果夫人见证录》（鲍文蔚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雨果传记》（《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雨果》（普什科夫《法国文学简史》，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等。
文化革命之后，我国对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短短几年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版了一些著述和研究资料汇编，为日后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1年5月，在长沙召开了雨果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二百多位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翻译、出版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以一个外国作家为中心召开如此规模的学术性讨论会，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对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视，一方面也是我国雨果研究正走向深入的标志。会议期间提交的雨果研究论文近九十篇，会后从这些论文中选出优秀者编辑成《雨果创作评论集》（柳鸣九等著，曹让庭编），交漓江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当时关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不少问题处于探索和争鸣之中，这种探索与争鸣集中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雨果在中国的早期研究主要体现在关于作者及其创作的评介上，这类评介或是翻译者的序言或后记，或是散见于当时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其中有的是我国研究者写的，有的则是翻译的外国的评介文章。这些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嚣俄的童年》（李玄伯，《猛进》第7号，1925年），《纪念雨果》（许跻青，《北平晨报》1935年6月18日），《雨果的生平》（李辰冬译，《北平晨报》1935年6月18日），《雨果论》（徐仲年，《文学》4卷6号，1935年），《雨果研究》（郎鲁逊，《文艺月刊》7卷5期），《法国浪漫运动与雨果》（陈瘦竹，《欧那尼》前附，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等等。此外，中国学者穆木天和吴达元分别编写过一本《法国文学史》，书中均用相当的篇幅介绍雨果其人及其创作。此时我国的雨果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对于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尚不丰富，所写文章大多是一般性的介绍或随感式的评论，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实属罕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关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虽然“文革”时期停顿了十年有余，但总的来讲，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
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我国著名作家茅盾建议隆重纪念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1952年，世界上举办过几次纪念雨果的活动，我国许多报刊杂志发表了纪念和评论文章，其数量是空前的，主要有《法国的大诗人维克多·雨果——纪念他的诞生150周年》（罗大冈，《文汇报》1952年2月26日），《雨果，伟大的和平战士》（闻家驷），《光明日报》1952年5月10日），《为保卫人类的优秀传统而斗争》（郭沫若，《新华月报》1952年5期），《为什么我们喜爱雨果的作品》（茅盾，《文艺报》1952年4期），《法兰西伟大作家》（爱伦堡，《人民文学》1952年5期）等。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国内的某些出版物上发表过一些关于雨果的文章，如奠自佳的《雨果谈中国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62年3月29日），程曾厚的《维克多·雨果》（《燕雏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赵恒昌的《雨果的〈悲惨世界〉》（《读书日报》1957年1月号），何其芳的《读雨果的〈九三年〉》（《光明日报》）等。这一时期的研究由于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主要涉及雨果作品的思想性及雨果作为民主斗士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并按时下流行的观点将雨果划入积极浪漫主义作家的行列。
在出版雨果作品的同时，一些国外名家如巴尔扎克、拉法格、罗曼·罗兰、阿拉贡、爱伦堡等论雨果的文章，一些国外研究成果及一些有关雨果的资料也都相继译介过来，如《雨果夫人见证录》（鲍文蔚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雨果传记》（《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雨果》（普什科夫《法国文学简史》，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等。
文化革命之后，我国对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短短几年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版了一些著述和研究资料汇编，为日后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1年5月，在长沙召开了雨果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二百多位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翻译、出版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以一个外国作家为中心召开如此规模的学术性讨论会，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对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视，一方面也是我国雨果研究正走向深入的标志。会议期间提交的雨果研究论文近九十篇，会后从这些论文中选出优秀者编辑成《雨果创作评论集》（柳鸣九等著，曹让庭编），交漓江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当时关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不少问题处于探索和争鸣之中，这种探索与争鸣集中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