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国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即商代的手工业周公平定管叔、蔡叔、武庚之乱后,考虑到商族已在中原发展繁衍五、六百年,其残余势力对周王朝仍造成一定的威胁,因此“命以《康诰》而封於殷墟”,将殷都及畿辅之地封康叔,国号“卫”。康叔先为王官(司寇)食采,监于卫地为方伯,后为诸侯,国都在旧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周公要求康叔“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汉书・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监叛,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康叔,号曰‘孟侯’。”颜师古注:“孟,长也。言为诸侯之长。”由此可见,西周初年卫国地位相当重要。卫封在殷商故地,殷商地区高度发展的手工业自然成为卫国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所以,要论述卫国的手工业情况,就首先要对商代手工业情况作一简要的回顾。殷商时期,生产的发展促使农业与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分工。商代前期,一些手工业如铸铜业、制陶业、制骨业等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一些手工业内部也有了一定的分工。商代后期,手工业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特别是王室贵族所掌握的手工业,种类多,分工细,大批的奴隶被驱进作坊,生产规模空前扩大。青铜铸造业是商代各类手工业中最重要的一种行业。商代的青铜除少量用来制造生产工具外,大多数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所以,青铜铸造业始终是被王室和贵族所垄断的官营手工业。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商代晚期的王都殷墟就有多处青铜冶铸作坊,是当时全国青铜冶铸业的中心地区。1959—1960年,安阳小屯东南1公里的苗圃北地发掘出一座铸铜遗址,总面积至少在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达三四千块。小屯村、薛家庄等地也有不少的铸铜遗址。从这些铸铜遗址的规模和数量来看,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很兴盛。从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可以看出商代的青铜冶铸水平。据有关学者估计,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前后需300多人方能完成,工程量相当大。而且,经过光谱定性分析和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它是用铜、锡、铅3种元素所熔成的青铜合金铸成。3种元素所占比例与《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大致符合。由此可知,商代后期工匠们已掌握了科学的青铜配剂法,可见商代青铜工业的兴盛和发达。商代的制陶技术较其前有了极大的进步,已能制作高温焙制的硬陶及带釉的原始瓷器。陶器的种类和数量很多。其中,工艺水平最高的是晚商时期的刻纹白陶,其色泽白净、陶质坚硬,出土数量极少,绝大多数出土于殷墟,可能只有王室及王亲国戚才能使用。出土的陶器作坊面积大,残品多,窑址集中,附近有房舍,证明陶器制作已是专业生产。制陶业内部也有分工,产品是为交换而不是作坊主自己使用,是一种商业行为。

在商代,骨、角、牙、蚌器用途很广,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因此也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1958年在安阳小屯西3公里的北辛庄发现一骨器作坊遗址,仅已发掘的面积就达247平方米,其中以笄、笄帽和锥为最多,说明这是一个以制骨笄为主的作坊。[4](P69)商代的玉石业、漆木业也较发达。1976年7月,安阳小屯西北发掘的妇好墓,出土了590多件玉器,70多件象牙器。[6](P62)1969—1977年发掘殷墟墓葬时,M701一个古代盗坑中出土残漆器一件,M93的二层台上发现漆器残迹,漆器已朽,但镶嵌在漆器上的蚌饰还遗留着。[7](P105)从这些出土物可以看出商代玉石业、漆木业的发达。周朝建立后,商朝遗留的工匠都被继续利用。卫国也是如此,《左传・定公四年》:“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族多为殷商时期的手工业家族。如陶氏为烧制陶器的工族;施氏是制造旌旗的工族;锜氏是锉刀工、釜工;繁氏为制马缨的工族;樊氏为篱笆工;终葵氏为锥工等。他们的生产活动对王室及贵族都是相当重要的。综上所述,商代的手工业水平是相当高的。而受封于殷商故地的卫国继承了这方面的优势,为卫国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的。《诗古微》记载:“三河为天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12](P509)郑卫商业兴盛由此可见。卫国的商业有近地交换也有远地贸易,文献资料中多有记载。如上文举到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属于近地交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则属于远地贸易,子贡就是靠远地贸易而致富的。卫国商业的发达,还能从出土的货币数量上得以印证。商品贸易的发展,必然使以贝、玉、帛等为中介的贸易交换形式不能满足需要。到春秋时期金属货币开始参与贸易流通。1934年,汲县山彪镇的M1中出土674枚空首布。[13](P36)辉县琉璃阁甲墓和60号墓各出土包金币1000枚以上。[14](P257)货币作为商业发展的象征,反映出当时商业的兴盛。交通工具的增多,也是商业兴盛的表现,如浚县辛村卫国墓出土了大量的车马坑[11](P28),水上交通工具已用舟楫或木排。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能促进手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手工业商业间的相互影响对当时卫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促使人民见多识广、思想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日益冲破宗周雅文化的束缚,市俗文化得以滋长,最具代表性的是“郑卫新声”的出现。郑卫新声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市俗文化,对社会上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魏文侯问子夏“乐”时就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新声,则不知倦。”[15](P512)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不认同,而称其为“郑卫淫声”,“乱世之音”。[15](P491)其实它只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日益丰富的情况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市俗文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卫国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我们上文提到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16](P3258)以商人的身份得到国君的礼遇,是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获得了政治上的尊重。卫国大夫王孙贾曾说:“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3](P1566)由此能看出工商业者力量的增强对卫国政治带来的影响。

三、卫国手工业的发展与匠人暴动卫国从曾为“诸侯之长”到国力日衰不被人重视的小国,这绝非偶然因素所为,而是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分不开的。与手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应是和谐的生产环境、稳定的社会局势和畅通的贸易渠道。但春秋时期的卫国不是如此。统治者生活上奢侈腐化,政治上无能;对外示弱,对内暴虐。为满足其无度的生活需求和对外贿赂求安,人民特别是手工业者受到严重的压迫剥削,这就与卫国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导致卫国在春秋末年发生了两次匠人暴动。《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把鹤饰以纹绣并乘大夫轩车,上层的奢侈浪费由此可见。《诗经・鄘风・相鼠》中把卫国暴虐无道的统治者比喻为老鼠。对此,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也深有体会,《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孙林父对蘧伯玉说:“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师旷回答晋侯问卫乱的原因时说:“或者其君实甚。……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3](P1016)政治上,卫国统治者昏庸无能,贵族间争权夺利,导致内乱不止,外患频仍。春秋初年,诸侯为争做霸主竟起纷争,不断发展国力,而卫国却处在激烈的内部斗争中。入春秋后,卫国80余年的时间里更君7次。统治者之间的争夺,造成国无宁日,民无宁时。没有安定的环境,人民不能从事生产,手工业的发展肯定受到影响。且卫国统治者对于当时诸侯竟相称霸、剑拔弩张的时局不能很好地把握,难免会卷入战争。战争中又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只是盲目出击,结果遭到各国的联合进攻。春秋初年,郑国实力可谓最强,而卫不自量力,首先攻郑,10年之内卫郑交战5次,卫国实力因此受到重创。城濮之战中又舍近求远,联楚抗晋,楚败,卫成公被迫逃亡。战后,卫不思悔改仍与晋为敌,遭到晋的多次进攻,却得不到楚国的有力帮助。鲁国本是卫国之友,卫却帮郑攻鲁。卫联陈抗郑,陈却与郑结盟。政策上的错误导致诸国对卫的交相侵伐,卫国因此由大变小,由强变弱。频繁的战争,使人民疲于奔命,百业凋敝。且战争消耗大量国力,战败后的纳贿求和,以及霸主常用聘、朝、会、盟等形式迫使小国朝贡、纳赋,更加重了卫国的负担。纳贿、朝贡、纳赋等大都是用手工业品完成的,卫国的统治者则把这些转嫁到人民身上,更加重了卫国手工业者受压迫剥削的程度。手工业者不堪这种无度的盘剥,只能反抗。公元前478年,“(卫庄)公使匠久。……石圃因匠氏攻公”。[3](P1710)卫庄公逃出都城后被杀。相隔8年,卫国工匠又发起暴动,“(卫出)公使三匠久。……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使拳弥入于公宫,而自大子疾之宫噪以攻公”。[3](P1725)卫出公被迫出亡,死于越。这两次匠人暴动沉重打击了卫国统治者,卫国国势因此而日益衰败。处于大国之间的卫国只能苟延残喘,任人欺凌,终春秋之世再也不能复兴。概而言之,卫国承袭了商朝重商的传统,手工业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从出土实物还是商业流通状况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手工业的发展对其社会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统治者生活的腐朽和政治的无能,西周春秋时期卫国手工业的发展未能带来国家的稳定和强大,反而使国家逐渐衰败,苟全于乱世之中,真是发人深省。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