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年更是专心于著述讲学，写成传世的重要著作《孟子》七篇。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有争论，一说是孟子自著，一说是其弟子共同记述。我们还是同意《史记。孟荀列传》中的说法：“（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即是说，孟子与其弟子共同参与了著述。从全书思想内容和论辩风格的一致性来说，孟子亲自执笔的可能性更大些，至少他也是个润色审订者。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而又有较大发展。他的“仁”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主张通过施行“仁政”去统一天下。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制民之产”，即让百姓有一份固定的田产，让他们不饥不寒，养生丧死而无憾。二是“与民同乐”，要统治者注意民心向背，体恤民意，赢得民心。三是“谨庠序之教”，建立人伦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孟子认为“仁政”的核心是“保民”，只有施行“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

这种主张在当时未能行得通，但却为后世有为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统治者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对残害百姓的君王，他痛加指斥，认为可废可弑。这旷古未有的议论，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闪现于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道强光。
　　孟子不但讲“仁”，也强调“义”。“义”的本意是行为合理适宜。孟子把“义”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的最高标准。利义相比，应轻利取义；生死关头，也要舍生取义。“义”的内涵各时代当然有所不同，但利义选择问题，永远存在。因此孟子的利义观影响深远，对我们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
　　“性善”、“性恶”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孟子是“性善”论者。

他说：“人性之善也，人皆有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把“性善”具体阐述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这“四心”，认为对应这“四心”的仁义礼智不是外加的，而是“我固有之”的，但他又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即要自觉地向自身内心去追求，才能得到。这就是“反求诸己”。其实，人之初无所谓性善性恶，在长大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作用，才有了向善向恶的变化。性善虽是孟子的理论预设，但在分析人的实际道德状况时也很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的“人格”论影响深远。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认为人格的重要远远高于财富、权力、地位。主张做人要做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怎样蓄积“浩然之气”，那就是：一要持志养气，坚持崇高的志向追求；二要“动心忍性”，有意识地在逆境中磨砺意志；三要“存心养性”，就是要清心寡欲。

孟子的这些主张和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浩然之气的“大丈夫”，自古以来激励了无数的志士，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懂得了这个词汇，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
　　孟子的教学思想也值得后人重视。他认为学习成绩不决定于天资的高低，而决定于学习的态度，他用生动的故事作比喻，告诫学生学习一定要专心致志。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应该“揠苗助长”。他又继承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提出“教亦多术”，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学目标，都要因人而异。孟子又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他有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要求学生不轻信、不盲从书上结论或前人之说，通过积极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孟子》一书在文章风格上是独树一帜的。孟子可以说是个雄辩家。他能用巧妙的方法将谈话引入预设的话题，能用不断的反诘揭露论敌的破绽，能用形象恰当的比喻说明事理，能用有力的逻辑推理阐明自己的论点。因此《孟子》文章，总体上具有明快练达，酣畅犀利，气势磅礴的风格特点，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我们在为《孟子》注译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人焦循的《孟子正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今人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同时还参阅了一些大陆和港台注本。我们的注译原则是，广搜博采，会同比较，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选出我们认为最能表达原文的解释、最恰当的词语、句式。在前人误释或难解之处，我们不因袭旧注含混而过，而是重新考证，作出新的解释。

我们着力于译，全书以直译为主，少用意译，以便尽可能减少译文失误，避免以己意掺入文意，同时给初学文言者提供方便。语言力求符合语境、人物、文章风格等，注重简洁晓畅。限于学识和能力，这些原则未必都能做到，文中错误定所难免，殷切期盼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大部分译注工作由马智强同志承担。

大丈夫不是一般指男人吗？那女子是否就不会有浩然之气？

　　梁惠王上①
　　共七章
　　（一）孟子见梁惠王②。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家吗？”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③。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④？’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⑤，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为什么定要说到那利呢？只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封邑？’士人平民说‘怎样有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百辆兵车，不算是不多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二）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观赏着鸿雁麋鹿，一面问道：“贤人对此也感受到快乐吗？”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①：‘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②，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③：”时日害丧④，予及女偕亡⑤。‘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答道：”只有贤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快乐，不贤的人纵然拥有珍禽异兽，也不会（真正感受到）快乐的。《诗经》上说：“文王规划筑灵台，基址方位细安排，百姓踊跃来建造，灵台很快就造好。文王劝说不要急，百姓干活更积极。文王巡游到灵囿，母鹿自在乐悠悠，母鹿肥美光泽好，白鸟熠熠振羽毛。文王游观到灵沼，鱼儿满池喜跳跃。’文王依靠民力造起了高台深池，但人民却高高兴兴，把他的台叫做灵台，把他的池沼叫做灵沼，为他能享有麋鹿鱼鳖而高兴。古代的贤君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汤誓》中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要跟你同归于尽！‘人民要跟他同归于尽，（他）纵然拥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到快乐吗？“

【注释】
　　①《诗》：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只称诗，儒家列为经典，故称《诗经》，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作品，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小雅、大雅、颂四类。此章所引为《大雅。灵台》。②王：此指周文王姬昌，殷王纣时的诸侯，子武王伐纣，灭殷。③《汤誓》：《尚书》中的一篇。《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上古事迹著作的汇编，是儒家经典之一。《汤誓》这一篇，记载商汤讨伐暴君夏王桀的誓词。传说，夏桀曾自比太阳，说太阳灭亡他才灭亡。此章所引是百姓诅咒夏桀的话。④时：这。害：同“曷”，何时的意思。⑤女：同“汝”，你。

　　（三）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①凶，则移其民于河东②，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真是够尽心的了。河内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一部分）百姓迁移到河东去，把粮食运到河内去赈济。河东发生灾荒，我也这么办。考察邻国的政务，没有哪个国君能像我这样为百姓操心的了。但是邻国的人口并不减少，而我们魏国的人口并不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③，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回答道：“大王喜欢打仗，请让我拿打仗作比喻。咚咚地擂起战鼓，刀刃剑锋相碰，（就有士兵）丢盔弃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停下来，有的逃了五十步住了脚。（如果）凭着自己只逃了五十步就嘲笑那些逃了一百步的人，那怎么样？”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后面的逃不到一百步罢了，这同样是逃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