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商朝兵制
　　商朝兵制是在继承夏朝兵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商王是军队的最高统帅，经常亲自率军出征、主持战争动员和兵员征集。商王下面设有师长及各级执事官，平时管理所属的“众人”(平民)和奴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率领由“众人”组成的军队参加战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商王开始把部分贵族和平民集中起来，编为常备军。但直到商朝晚期，亦民亦兵的民兵仍然是商朝军队的主要成份。
　　商朝的兵役制度，主要是临时征集的征兵制。这种征兵方式，当时称“登人”。甲骨文中常有“登人三千”、“登人五百”的记载，最多的一次征集了一万人。征集的对象主要是平民，有时为弥补兵力不足，也把奴隶编入军队。如牧野之战中，纣王把奴隶临时武装起来，抵抗周武王的军队，但商朝奴隶阵前倒戈，使商纣王迅速溃败。
　　商朝军队的编制，根据古代文献和甲骨文记载，大概在武丁及其以后时期已有“师”、“旅”、“行”等几级编制。从武乙时期卜辞记载的“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看，师可能是当时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旅是师以下的编制单位，卜辞中有“左旅”、“右旅”、“王旅”的记载。卜辞中也有关于“行”的记载。据研究，一行由100人组成，左、中、右三行组成一大行，三大行组成一旅，一旅1000人(包括指挥、后勤、通讯等机构的人员)，三旅组成一师，一师3000人。
　　商朝军队由步兵和车兵组成。步兵和车兵分别编组，协同作战。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甲士三人，居中的驾车，居左的持弓，居右的握戈。车下还配备若干步行的徒役。此外，有的考古学家认为，骑兵和舟兵在商代可能也已开始出现。
　　臣服商王的各方国也有军队，以各自首领(方伯)为统帅。方国的军队除维护本方国的统治外，还要听从商王的调遣，担负征戍任务。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簇、头盔、铠甲等。大部分兵器都是用青铜制造的。
　　商朝设立了培养训练各级贵族的学校。王室学校称“明堂”，一般贵族学校称“序”和“庠”。学校教育集中在射(射箭)、御(驾车)、舞(军体)三个方面。另外，商朝也通过狩猎活动训练军队。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的田猎活动采取的是“烧山引兽，放火寻角”的古老围猎形式。车兵、步兵和徒役编为左、中、右三行，根据地形布阵、举火、设防。这种田猎活动不仅用以捕杀野兽，还用于捕捉羌人，作为人牲或奴隶。

三、战国兵制
　　(1)文武分职和独立军事系统的出现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征调大权，国君之下设立独立的军事系统，以将(或称将军、上将军、大将军，楚国则称上柱国)为其长，文武开始分职。将以下的武官设置也较完备，赵国设左司马、都尉，齐国设司马，秦、赵、韩、齐、楚还设郎中作为国君的侍卫。秦国设立都尉、中尉，中尉警卫国都。各国还在郡设立郡尉。各级军官有带兵权而没有用兵和调动军队的权利。调动军队，必须有国君的“虎符”为证方可。国君任将时，把虎符的左半交给将军，右半自己留着。规定凡用兵50人以上，必须有国君的右半个虎符与将军的左半个虎符合榫〔sun笋〕(称为“合符”)才能生效。如果没有虎符，任何人不得擅自调动军队，但有烽火报警时，也可例外。战国后期，秦军攻赵，兵逼邯郸城下，形势十分危急。赵国求救于魏楚两国，魏国派大将晋鄙率军10万救赵。这时秦国向魏国施加压力，魏王屈服于秦的威胁，命令晋鄙按兵不动。魏公子无忌(即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为了救赵，通过魏王最宠爱的妃子如姬的帮助，从魏王的卧室内盗出由魏王亲自掌握的半个虎符，假传王命，击杀晋鄙，夺得兵权，然后率兵八万，会同楚军一起共同救赵，邯郸之围遂解。这就是历史上广为流传的窃符救赵的故事。由此也可看到当时虎符制度的严密。
　　(2)战国时期的军兵种
　　战国时期，随着车战地位的衰退，车兵的作用下降，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兵力也空前扩大。步兵通常称为“带甲”。《战国策》等文献中常有“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的记载。秦国有带甲100万，车1000乘，骑10000匹。魏国有带甲40万，楚国有带甲100万，车1000乘，骑6000匹。赵国有带甲数十万，车1000乘，骑10000匹。步兵的编制，据《管子·小匡篇》说，是五人为伍，50人为小戎，100人为卒，2000人为旅，一万人为军。《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国步兵的编制为五人为伍，十伍为屯，设一屯长，100人设百将，500人设五百主。
　　骑兵在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兵种。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胡人的袭扰，开始“胡服骑射”，穿少数民族短而紧的服装，练习骑马射箭，组建了中原地区第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骑兵战斗力强，在征服中山国和对林胡、楼烦的征战中，辟地千里，战功赫赫。
　　舟师也有很大的发展。吴、越、齐、楚、秦等国都先后建立了强大的水上部队。司马错攻楚的黔中之战时(公元前280年)，秦国已有船万艘。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纹饰中战船、水兵和划船手栩栩如生。水兵所执武器有戈、矛、弓、箭和短剑，指挥工具有金、鼓、旗。指挥官鸣金击鼓，水兵英勇拼杀，水手拚力摇船，远距离则张弓搭箭，近距离则短兵相接。整个纹饰清晰逼真，晓畅生动，是战国时期水上作战的真实再现。
　　(3)郡县征兵制的确立和募兵制的出现
　　战国时期普遍实行的兵役制度是郡县征兵制。农民是主要征集对象。郡守和县令有权征集本地的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男子服兵役的年龄大约从15岁到60岁。秦国规定男子17岁应向官府登记，称为“傅”(或“傅籍”)。登记后，从23岁起，守卫京师一年，称“正卒”，守卫边防一年，称为“戍卒”。实际上，由于战争规模空前扩大和残酷，各国往往把不到年龄的人强征入伍，以应战争急需。长平之战中，秦国征集河内15岁以上壮丁全去前线，赵国也是倾国以出。
　　除征兵制外，各国还兼行募兵制。招募之兵，要经过严格考选。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都是招募而成的精锐部队。魏国在招考“武卒”时，规定应考者要全副武装，披甲操弩，带50支箭和戈、剑等兵器，背负三天口粮，用半天时间跑完100里。如果合格，就选为“武卒”，并免征其家庭的赋役，还分给其好田地和房屋。
　　(4)奖励军功
　　战国时期各国都注意奖励军功，建立了军功制度。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当时齐国就规定兵卒凡“得一首则受赐金”。秦国商鞅变法时，制定20等军功爵，规定不分贵贱，按军功大小实行奖赏。士卒获一敌首，赐爵一级，授田一顷，住宅地九亩，隶役一人。各级将吏也论功行赏，无功者受罚。秦国规定，士卒畏战退却，要处以黥〔qing情〕、劓〔yi义〕刑。黥是用刀刺刻犯人面部，再涂上墨，也叫墨刑。劓是割掉鼻子。伍中一人逃跑，其余四人连坐。正因为秦国赏罚严明，才使秦军有极强的战斗力，并最终扫灭六国，一统天下。　　战国兵制的上述变化，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也为尔后秦汉封建军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西汉兵制

　　(1)中央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
　　西汉军队的最高统治权在皇帝手中。中央设有太尉、郎中令、卫尉、中尉等官职。太尉在汉初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但只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西汉武帝改太尉为大司马，而以大将军代替太尉执掌军队。郎中令负责宫廷守卫，武帝时改称光禄勋。卫尉负责殿外宫墙内的警卫。中尉负责京城守卫，汉武帝时改称执金吾〔yu御〕。郎中令、卫尉统率的部队居住在未央宫。未央宫在城南，因此称为南军。中尉统率的部队多住在城北，所以称为北军。南军有兵卫、郎卫之分。兵卫担任殿门外门署的警卫，由卫尉统御；郎卫担任殿内廊署的警卫，由郎中令统御。汉武帝时，在南军增设期门、羽林(皇帝亲兵的名称)，都无定额，以后又在羽林中附设羽林孤儿，收养战死官兵的子孙，长大后编为部队。期门、羽林、羽林孤儿和一般卫士相比，地位较高。汉武帝还在北军增设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八校尉，扩大北军的编制。此后，又设城门校尉，也属北军系统。南北军互不相属，互相制约。郎中令、卫尉、中尉都只对皇帝负责，听从皇帝指挥。
　　除南北军外，西汉还有地方郡国兵。郡兵由郡太守直接掌握，而以郡都尉协助。太守掌发兵权，郡都尉负责领兵。每年八九月，郡国兵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称为都试或秋射。通过考核，给军士划出等级，上等叫“最”，下等叫“殿”，因此称课殿最。诸侯王国的军队由相(相当于郡太守)和中尉(相当于郡都尉)统率。所有郡国兵都属于中央，诸侯王和郡太守不能任意发兵，只有皇帝遣使合符时才准发兵。无符发兵就算谋反，罪该处死。但在汉初，诸侯王权力很大，最后酿成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全国实现了真正的军事统一。
　　(2)军兵种和军队的编制
　　西汉的地面部队有步兵(材官)、骑兵(骑士)、车兵(车士)，水上部队有水军，当时称楼船
　　士、步兵、骑兵是西汉军队的主力，车兵处在逐渐被淘汰的地位。西汉的骑兵很强大，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作战，前后动用骑兵24万，所战多捷。
　　西汉骑兵在兵种上有轻骑兵与重骑兵之分：轻骑兵无铠，持弓弩，背负箙〔fu服〕，马匹矮小；重骑兵部分带甲，持长矛类武器，马匹高大。据考古发掘，西汉骑兵已装备适于马上近战的环柄长铁刀，但马蹬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
　　西汉军队的统兵将领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将军下面有将或别将。将军皆领有部曲。部曲制是西汉军队编制的主要组织形式。一校尉所统之兵称一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屯下有队，队下有什，什下有伍。部的长官称校尉，曲的长官称军侯，屯的长官称屯长，队的长官称队率或队史，什有什长，伍有伍长。一部辖数曲，一曲一般为1000人。
　　西汉各级统兵将领战时领兵打仗，平时负责军事训练。骑兵重在练骑射，骑兵的校尉必须是骑射好手。材官的训练以发矢张弩为主。楼船舟师不但练行船，也要练战射。边防部队要熟练掌握烽火技术。由于弓弩是汉代的重兵器，杀伤力强，所以各军兵种都要练。此外，西汉军中还将蹴鞠〔cuju促居〕(踢球，古代足球)、角抵(摔跤)、手搏(拳术)作为基础训练项目，时常训练。
　　(3)与劳役结合的兵役制度
　　西汉初期的兵役制度是征兵制，其特点是将劳役和兵役合而为一，称徭役。汉初规定，23岁至56岁的男子都要服三年兵役，一年为卫士，在京师或边境服役，称“戍卒”；一年为材官、骑士，在本郡服役，称“正卒”，再到京师或边境戍守一年。另外，成年男子每年还要服一个月的劳役，如果不愿服役，可以交钱代替，称为“践更”。戍边三年也可以钱代替，称为“更赋”或“过更”。“践更”和“过更”这两种更赋，到汉武帝时期成为国家正式税收项目。另外，西汉政府还征收算赋，凡15岁到56岁者，不分男女，每人每年交120钱，用于制造兵器和车马。
　　汉武帝以后，在实行征兵制的同时，还实行募兵及发罪徒为兵的制度。
　　(4)屯田兵
　　屯田是指驻屯边郡的士兵从事农业生产，实现军粮自给。汉文帝时，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徙边，长期居住。汉武帝时，由于不断对外用兵，边兵粮草供应困难，于是在西北边区大量增设新郡，建立屯田领导系统，以屯田校尉、护田校尉、农都尉、守农令等屯田官率60万边兵屯田戍守。这些负有屯田和戍边双重任务的军队称屯田兵。屯田兵有警则战，无事则耕。这样大规模的屯田，保证了边防的后勤供应。但是，由于大量毁草开垦，辟地筑城，使西北草原植被受到很大破坏，导致风沙横行，屯垦区渐渐在风沙侵袭下变为荒漠。
　　(5)马政
　　西汉主要作战对象是匈奴。为了战争胜利，西汉十分注意骑兵建设，建立了健全的养马制度。
　　汉朝初年，刘邦刚做皇帝时，汉的马匹很少，刘邦想选择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匹驾车都很困难，丞相只能坐牛车。为此，汉朝颁布法令鼓励养马。吕后当政时，为了繁殖军马，明令禁止母马流入境外。文帝时又颁布“马复令”，规定民间有马一匹的家庭，可免除家中三人的徭役，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景帝时在秦代边郡牧马苑的基础上扩大军马牧场范围，在西北边境地区设立36所牧马苑，用三万官奴，养马30万匹。武帝时期，为准备对匈奴战争，更是大量养马，为卫青、霍去病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西汉的马政机构，在中央由太仆负责，边郡36所牧马苑则由“六牧师苑令”管理。地方也设有马政机构，郡县有马丞，封国有仆及属吏厩长、厩丞等。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到汉武帝时，军马得到迅速发展，厩内存马已达40万匹。
　　(6)匈奴兵制
　　西汉用兵的对象主要是匈奴。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据有阴山南北广大地带。秦朝末年，中原大乱，匈奴趁机向南扩张，占据河套地区，对西汉政权构成巨大威胁。汉匈之间于是进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峙状态。
　　匈奴最高军政首领称单〔chan蝉〕于。单于下面设左右贤王(匈奴语称都耆王)，分别统御左右两部。贤王下面设左右谷蠡王。左右谷蠡王下各设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24将。他们各掌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皆称万骑。下设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尉。单于直接掌握10余万人，全部为骑兵。他们行动迅速，善于奔袭，并常采用伏击、迂回包围等战法。进攻时多采用集团突击，失利时则分散逃走。每次战斗，均以青壮年为先锋，老弱妇幼在后方管理行李、帐幕及畜牧。按规定，作战中俘获的人畜财物归个人所有。所以，匈奴兵作战勇敢，而西汉人民，特别是边地人民则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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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方镇兵
　　五代沿袭唐制，地方为州县两级制，州兵由刺史或节度使统领。州刺史或节度使还设置牙兵作为亲军。有些地方还驻有中央禁军。一些方镇兵兼有禁军之职。
　　后梁在一州或数州置节度使，称某某军，共任命节度使50余名，掌管辖区内军政财大权，州县官无权干涉。为加强对方镇的控制，梁太祖以诸子出镇各地任节度使，但藩镇割据擅权积重难返。方镇截留赋税、自辟官吏、矜功恃众、图谋作乱之事屡屡发生。后梁因魏州叛乱降晋而尽失河北，终于被后唐所灭。
　　后唐取代后梁后，唐庄宗在50个州中置13个节度使由他的兄弟统领，但均留在京城而不赴任，由副大使知节度事。宰相有时遥领节度使。庄宗还用宦官监军，引起节度使不满。后唐明宗为平息方镇的不满情绪，罢监军之法。
　　石敬瑭建后晋之初，多数方镇尚未归附。石敬瑭采纳枢密使桑维翰建议，对方镇备加优宠，姑息其非法行径，使节度使更加桀骜不驯。
　　后汉建立后，刘知远实行两手政策，一手安抚那些听命的方镇，一手对不服从朝廷命令的方镇兴师问罪。
　　后周建立后，周太祖奉行削弱方镇、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命诸州在州兵中挑选勇壮者携家属赴京师，以充实禁军，削弱地方兵力。对于叛乱方镇则进行坚决镇压。
　　(4)乡兵
　　乡兵是维持地方治安、弥补战时兵源不足而设置的军队。西魏、北周时就有乡兵，隋唐沿袭。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战乱频仍，诸国养兵虽多，仍难满足需要，故乡兵之制备受重视。乡兵遂成为中央禁军和方镇兵外的又一重要军事力量。如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为御契丹，“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不到两个月便得兵七万余人，号武定军，三年正月改名天威军，教习一年多，因乡民不适军旅生活而罢。与此同时，黄河沿岸乡民，也自备兵械，各随其乡，团结为社，以卫乡里。
　　十国也有乡兵。在北汉与后周交战中，北汉兵中就有不少乡兵。史籍曾载周太祖将所俘北汉乡兵100余人放归乡里，并赐钱鞋。周世宗遣返北汉乡兵时，每人赐绢一匹。南唐乡兵名目繁多，渔民组成的乡兵名叫凌波军，赘婿、佣奴组成的乡兵称义勇军，亡命徒、无赖组成的乡兵则称自在军。
　　(5)军队编制
　　五代时期战争频繁，军队体制比较混乱，直到后周时，才逐渐形成厢、军、营、都的体制。
　　厢是五代时期军队最高建制单位，统兵官为军都指挥使，又称厢主。
　　军是厢下面的建制单位，统兵官为军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军都指挥使又称军主。
　　营(又称指挥)是五代时期军队基本的建制单位，长官称指挥使。每个指挥统500人，下辖五都，每都统100人。都的长官称都头。
　　厢、军、营、都四级编制，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和卷二记载，每100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10军为厢，这是成为定制后的情形，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
　　(6)兵役制度
　　五代的兵役制度主要是征兵和募兵。凡招募士兵，“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后黵〔zhan展〕面，赐以缗〔min民〕钱(指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衣履而隶诸籍”(《宋史·兵志》)。黵面就是在应募者脸上刺字，用墨涂染，使之永不退色。所以招募士兵又称“招刺”。招刺的办法始于朱温为藩镇时，是为了防止士卒逃亡而制定的。士兵一旦受刺，则终身受辱。这充分反映了五代时期封建军阀的残暴与野蛮。

十六、南宋兵制

　　(1)建炎兵制
　　建炎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公元1127—1130年)。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赵构被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宗泽为副元帅。赵构把所领军队分前、后、左、中、右五军，这是南宋建军之始。赵构即位后，将三衙和枢密院闲置一边，另置御营司，由宰相、执政兼任正、副使，其下设都统制，统管御营兵。御营兵分为五军，后因苗傅和刘正彦兵变，五军成为三军。即刘光世的御营副使军、韩世忠的御前左军和张俊的御前右军。南宋兵制初具规模。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御前左右军改为神武军，御营副使军改为御前巡卫军，统归枢密院领导，撤销御营司，恢复北宋旧制。
　　(2)绍兴兵制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以后，南宋在江南稳定了统治，兵制渐趋稳定。当时，除川陕的吴玠〔jie介〕大军外，东南地区的大军为刘光世的御前巡卫军、韩世忠的神武左军、张俊的神武右军、王躞的神武前军、陈思恭的神武后军、杨沂中的神武中军。后来王躞、陈思恭部并入神武左右军。岳飞军于绍兴三年用神武后军番号。这样，在绍兴初年便形成了吴玠、岳飞、张俊、刘光世、韩世忠为主帅的五支屯驻大军，总兵力30万。吴玠是川陕大军主帅，刘光世是御前巡卫军主帅，韩世忠是神武左军主帅，张俊是神武右军主帅，岳飞是神武后军主帅。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屯驻大军的番号改为行营护军。韩世忠为前护军，岳飞为后护军，刘光世为左护军，吴玠为右护军，张俊为中护军。各支大军都分成若干军。屯驻大军的统兵官是都统制、副都统制。军级统兵官有统制、统领等。军下设将，将一级有正将、副将、准备将，总称将官。
　　绍兴十年至十一年(公元1140—1141年)间，刘光世退闲，吴玠病故，只剩下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帅。绍兴十一年，宋高宗和秦桧推行投降路线，罢韩世忠、张俊兵权，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民族英雄岳飞，将四支屯驻大军陆续改编成十支屯驻大军，部署在长江沿岸和川陕交界处，统称为御前诸军，为南宋的主力军。
　　(3)南宋中后期兵制
　　南宋中期以后，兵制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和加强，各种名目新军的创建，屯驻大军的地位下降。
　　南宋初期，领兵统帅权力很大。宋孝宗即位后，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由文臣担任的制置使、宣抚使等被派到屯驻大军实行监督，但都统制的权力仍然很大。开禧北伐失败后，南宋加强了文臣对军队的监督，制置使、安抚制置使、宣抚使、都视军马、都督军马之类的监军官地位上升，都统制的权力下降。制置使等文官成为各大军实际统兵官，独揽一个地区的军政、民政和财政大权，直接指挥前沿军务。宋元战争前，更形成为制置司和都统司两级指挥系统，而以制置使主持军务。
　　屯驻大军以外的军队，在宋高宗时就开始设置，当时有泉州左翼军、赣州右翼军等，受当地文臣节制。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屯驻大军衰落，新军组建更盛，逐渐代替屯驻大军成为南宋的主力军。

　　(4)三衙和班直
　　南宋初，三衙机构仍然保留，但不统兵。班直也保留充当宿卫。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杨沂中的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三衙始有兵将，且兵力不断增加。绍兴十一年以后，三衙军与屯驻大军平列，不再有隶属关系。三衙各军的情况是：
　　殿前司：绍兴五年改神武中军为殿前司军，绍兴九年，殿前司有统制13，统领21，正、副、准备将178。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兵力增至七万余人，辖12军。
　　侍卫马军司：绍兴七年开始组军，共六军、12将，6000余人。后来从四川右护军调入四个军。到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侍卫马军司共有兵力三万人。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侍卫马军司戍建康，临安只留殿前司和步军司两支部队。
　　侍卫步军司：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始组军。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有五军编制。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有兵力二三万人。
　　南宋的军，相当于北宋的厢；南宋的统制，相当于北宋的厢都指挥使。
　　(5)使臣、效用和军兵
　　北宋禁兵分上、中、下三等，南宋屯驻大军的士兵分效用、军兵两级，或使臣、效用、军兵三级。使臣是八至九品等武阶官的总称。使臣不带兵，有的担任侦察任务，称探事使臣；有的给大将军管印，称背印使臣。使臣也有充当战士的，因此禁兵中形成使臣、军兵两级。宋孝宗时对军队进行改革，改变使臣充军的状况，实行效用、军兵两级制。
　　效用的身份和待遇高于军兵，在军情紧急时，招效用是一种高价的募兵手段。效用一般不刺字。效用的出现和普及，是南宋兵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反映了士兵社会地位的提高。刺字制的被废除，也使应募的壮士，愿充军前效用，而不愿为军兵。
　　(6)南宋腐败的军政
　　南宋建立后，北宋军队管理上的种种流弊保留下来，尤其是姑息、纵容庸将，猜忌和防范良将的现象更甚于北宋。爱国名将岳飞、韩世忠等备受猜忌，岳飞最后被迫害致死。而一些贪鄙的庸将却受到重用。军中贿赂成风，有的人因贿赂而升为将帅。武将兼并良田的现象也很普遍。南宋初年大将张俊一年可收租60万石。有的将领违法私役军士，让其从事伐薪烧炭、修建宅第、种植蔬菜、纺织刺绣、制作多种工艺品等工作。有的将领纵容或强令军士经商或到营外出卖劳动力，从中收取“买工”钱。以上种种腐败现象，导致南宋军队战斗力低下。
　　此外，南宋统治者还继续执行北宋即开始的鼓励军队经商的政策，如进行商业贸易(称回易)、开酒店药局、出租营房等。大将刘光世所统行营左护军全军5.2万人，竟有8000人从事商业贸易，刘光世因而自比为春秋时期富商陶朱公(范蠡)。军队经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有弥补军费不足的积极作用，但更多地成了将校中饱私囊的手段，并且往往阻碍民间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给社会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同时，大批军人从事商业贸易，不事训练，严重腐蚀了军队的机体，败坏了军纪，极大地削弱了军队作为武装集团的职能。允许、纵容军队经商，实在是南宋统治者在军队管理方面的一大失误。宋代，军队庞大曾至百万，但在和辽、西夏、金、元的战争中屡屡失败，终至亡国，不能不追究到军政腐败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

　　(6)元朝的兵役制度
　　元朝的兵役制度和蒙古国时期的兵役制度基本相同。蒙古各部仍实行成年男子皆兵的制度，其他民族则实行征兵制基础上的世兵制——军户制度。元朝共有探马赤军户(也称蒙古军户)、汉军军户和新附军军户三种军户。
　　汉军军户的签发是以民户的财产和劳动力为依据的，一般从中户中签发，一经签发便为军户。由于各军户财产和人丁情况不一样，于是元朝政府又制定了正、贴户制。根据军户的不同情况，以两三户或四五户合出军一人，出人当兵的军户称正军户，又称军头；其他不出人的军户则出钱资助，称为贴军户。如果正军户没有当兵的合适人丁，便由有丁的贴军户顶替，原正军户改为出钱资助。但当正军户有了合适的人丁时，便要继续承担出军的义务。
　　探马赤军户和新附军户不实行几户合出一兵的制度。但探马赤军户原来的驱口(奴隶)被释放为民后，必须出钱资助旧主人，从而实际成为旧主人的贴军户。新附军户没有贴军户。
　　军户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必须以“正身”(本人)应役，不能逃避或以他人代役。如军人在出征或出戍时逃亡，要到原籍勾取他的兄弟子侄来顶替。军人阵亡或病死，军户可以享受“存恤”的待遇。
　　军户的武器装备，探马赤军仍和蒙古国时期一样自备。汉军军人服役期间，武器和冬夏军装及口粮由政府发给，其他装备和开支则由自己负担。正军户、贴军户凑齐出征、出戍军人的费用后，定期送到军中，称为“封椿钱”(又称封装钱)。新附军人的装备完全由政府负担，家属还可以得到政府发给的四斗米、一斤盐。作为对军户服兵役的补偿，元朝在赋役方面，对军户实行豁免和优待。
　　军户制度使兵役负担集中到一部分人身上，加上军官的剥削和压迫，使军户的负担过重，往往导致军户的破产和逃亡。特别是元朝中期以后，军户制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不过，在元朝建立过程中，这一制度对保证元军稳定的兵员和减轻国家军费负担，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7)元朝军队的后勤建设
　　元朝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建设，对武器的生产和管理、军粮的保证制定了一整套制度。
　　在武器的生产和管理方面，元朝设立了军器监专门管理各种兵器的生产、贮存和发放。元朝规定，武器只能由政府组织生产，任何人不得私自制造武器，汉人和南人还不准私藏武器。汉军和新附军只有在作战或出戍时才发给武器，平时则收藏在仓库，统一管理。
　　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元朝继承了以往各代采取过的军屯制。军屯地域从边疆到内地，遍及全国，腹里地区屯田尤为众多。军屯由屯田万户府、千户所管理，各级屯田官均由军官担任。屯田军主要是年老体弱、不堪征戍的蒙古、色目士兵和汉兵。军屯所用耕牛、农具和种子，多由国家供给，少数由屯田军自备。屯田所得除供军食外，还有一部分充当各级军官的俸禄。军屯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保证军粮供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军屯官吏对屯田军的压迫和剥削，军屯的经济效益不高，因此，到元朝中期，屯田制开始逐渐废弛。
　　另外，由于元朝是以强大骑兵夺取天下，所以在统一后十分重视马政建设。除在大都周围和漠南、漠北草原上设置了大批国家牧场养马外，还根据需要从民间强制征调马匹以供军用。但强制征马往往遭到人民的反对，激起尖锐的社会矛盾。

　　(8)军事职官制度
　　蒙古国和元朝，都实行军官世袭制。蒙古千户长、百户长等职，由子孙袭任；探马赤军和汉军军官战死，子孙袭其原职，病死则子孙降二级袭职。承袭者子孙必须满20岁，并按规定进行武艺和文化考核。原来，承袭者可以是儿子，也可以是兄弟子侄。由于承袭顺序不清楚，经常发生争执。仁宗时明确规定，必须由嫡长子承袭，其次是嫡长孙。这是第一顺序。如果没有嫡长子孙或嫡长子孙不够承袭年龄，则改由第二顺序，即庶子和兄弟、侄等承袭。嫡长子孙到年龄后，第二顺序承袭者要将职位交回他们手中。
　　实行世袭制的同时，元军中还实行军官迁转法，一般是三年一升迁，出征时则论功行赏。探马赤军军官升迁后，原职位由其弟侄儿男继任。汉军军官升迁后，原职位由他人继任。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71年)规定军官的品级、各军府设军官的人数以及军官所持符牌的标准。万户府、千户所分成上、中、下三等，百户所分为上下两等。侍卫亲军各卫指挥使司与上万户府等级相同。万户府设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镇抚；侍卫亲军各卫设都指挥使、副使(有的卫也设达鲁花赤)；千户所设达鲁花赤、千户、副千户、弹压；百户所设百户。草原上的蒙古军仍保持过去的千户长、百户长等职务。
　　元朝通过发放符牌证明军官的身份。符与牌是同一概念。当时分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三等，又称虎符、金符和银符。按规定，万户佩虎符，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虎符又有三珠、二珠、一珠的区别。三珠虎符最高，只有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以上的掌军者才能发给。符牌由朝廷颁发。军官升迁或去职后，符牌必须交回。除符牌外，各级军官还有印章。
　　(9)元朝的军事通讯设施
　　元朝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完善的驿站(蒙古语称站赤)。驿站以大都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据元代官修的《经世大典》记载，除岭北和吐蕃的驿站外，全国有驿站1400多处。管理驿站的官员是提领、副使及百户，在站中服役的称站户。站户也是单列户籍，与民户分治，世代相传，父子相继。全国有站户近30万，与军户数相当。由此可见元朝对军事通讯的重视。
　　根据地区和交通工具的不同，驿站分马站、车站、船站、牛站等，边远地区有的还设狗站和骆驼站。一般来说，陆路以马站为主，水路以船站为主。各站都备有交通工具和粮食、肉食，供往来信使使用。此外，还设有急递铺，专门传递紧急文书。
　　元朝发达完备的驿站，保证了朝廷军令、政令的及时传递。但由于站役繁重，站户负担过重，引起站户逃亡，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也是导致元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