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六世纪，在民主的发源地——古希腊城邦雅典，一个名叫克利斯梯尼的政治家发明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的雏形：“贝壳放逐法”。所谓“贝壳放逐法”，就是雅典人为了对付某个破坏民主、实施专制的独裁者，可以召开公民大会，对其进行投票（因用贝壳投票而得名，不过后来改用陶片了），如果这个人得票超过6000，那么对不起，管你有没有错，立即离开雅典，去外面呆上10年再回来吧。
　　这种惩罚制度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流放，当然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公民大会的集体投票，后者是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不过，在“贝壳放逐法”这座祭坛上，固然有独裁者的鲜血，也飘荡着无辜者的冤魂。在古希腊历史上，曾经有多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因“贝壳放逐法”而被流放，客死他乡，比如著名的马拉松战役英雄亚利斯泰提，以廉洁、正直而著称，就曾被贪婪、腐败的地米斯托克利以“企图独裁”的罪名提交公民大会审判。

等一下，也许你又会说，民众的选择虽然有时不一定正确，但那毕竟是自己的选择嘛，即使付出代价，也只能由民众自己承受。
　　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你犯了个逻辑错误，因为付出代价的主体并不是占多数的民众，而是那个处于少数的可怜的倒霉蛋。如果一个人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被迫接受惩罚，那这种“民主”又怎么能够让人放心呢？你也看到了，古希腊的这个“贝壳放逐法”尽管打着“大多数”的幌子，但却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并不能算做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大多数暴政”。
　　其实这个“大多数暴政”的滋味我们也曾经领教过，30多年前的那场人间浩劫，就是利用“大多数”对“极少数”实施暴政的结果。当千百万被革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红卫兵们冲进学校、工厂、机关、政府，大打出手，打砸抢烧时，当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们不堪忍受凌辱摧残悲愤自尽时，又有多少冷漠、甚至幸灾乐祸的看客在品味着这种可怕的“民主”！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遗憾地看到，类似当年革命小将的行为，依然时有发生。一个不保护“极少数”权利的“大多数暴政”，又与“专制”有何区别？

因此，我们有必要修正一下最开始的那个例子：有5个人去旅游，4个人想游泳，1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还是去游泳，但要加上个限制条件，就是想去打球的那个人，有说“NO”的权利，而且那4个去游泳的人，必须学会尊重这个“NO”。
　　可是，你先不要着急，民主并不是仅仅说个“NO”字就算OK了，它还有许多要求和条件呢。你想想看，虽说那4个去游泳的人不反对别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1个人怎么打球呢，总要有个对手陪他一起打吧？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们4个人是要去游泳的，不强迫你去已经很不错了，怎么着？还想让我们大家陪你打球？你小子皮痒吧～
　　你会不会觉得那4个人的想法挺合理的？是啊，凭什么要大家都陪那小子去打球？不是民主吗？怎么又变成多数服从少数了？且慢，你要晓得，仅仅表示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不为少数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那么离真正的民主还差得远呢。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要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唉，看来想去游泳还真挺不容易啊。

呃，这么说来，我们好像又要修改那个例子了：有5个人去旅游，4个人想游泳，1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4个人去游泳，1个人去打球，然后再雇个人来陪那个小混蛋去打球，至于雇佣的钱嘛，由大家一起分摊。
　　但是且慢——抱歉虽然文章已经够长了可我还是要说且慢——为什么为了尊重少数人就要牺牲我们4个人的利益？难道那小子一个人比我们4个还重要？如果我不想出钱，那是不是你也要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啊？可你不要忘记，这次你也许占在“多数”一边，说声拜拜就跑去游泳了，可是啊，保不准下次就轮到你要去打球了，到那时你找谁去？所以，为了下次你也能找到人陪你一起打球，为了让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民主，你一定要付出这个代价，尽管这意味着你也许要付出像密西西比州那样惨重的代价。
　　现在你一定已经看到，所谓民主，不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也不是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另外也不要忘了，这个民主可不是免费的午餐，你想得到他，是要花钱的。

其实，这个问题倒也不难解决，让我们来试试下面这个办法：
我们一致同意把钱给小A，让他去雇人，不过等一下，在给他钱之前，先要由小B来计算一下应该给多少，再把数字对大家公布出来，然后分文不差交给小A，可是，如果雇人的过程中出现了中饱私囊或其他的问题，那就该由小C来负责审查了，并且，其他人绝对不能干预他的审查。
　　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还不错吧？其实，这种方法有个名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三权分立”。小A负责做事，他代表行政机构，小B负责计算大家出的钱应该是多少，代表立法机构，最后要是出了问题，就由小C负责审查，他代表司法机构。
　　也许你会说，这不挺容易的嘛，问题解决了。可是先别忙，你想想看，如果小A想私吞我们的钱，他会苯到让大家发觉自己做了手脚吗？不要忘记，当我们把自己的希望都托付给某个人时，他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力，并且可以任意支配这种权力，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比如，他可以利用大家的钱来贿赂以形成多数，或是干脆用这笔钱来雇一个保镖而不是陪打球的，这样就使得我们在暴力面前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讨回本属于大家的钱。
　　你看，尽管我们在讨论民主是什么时显得头头是道，可一具体实施起来马上就变了味道，如果你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那么就来看看一战后的德国是如何从民主变质为专制的吧。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说，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希特勒还会这么天真，希望别人赞同自己独裁？那些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派，怎么会愚蠢到去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事情就是这么荒谬，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希特勒在新一届国会上，发表了也许是他毕生中最精彩、最虚伪的一次演说，他承诺一切旧有的秩序都会维持不变，国会所赋予他的独裁权，仅仅在某些狭小的特定范围适用，绝不会导致国家权力结构的改变，也不会限制任何公民权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领导德国重新建立在一战后的世界地位。希特勒在演说中，竭力想煽动起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也不困难，无论是对希特勒还是对德国人——他呼吁全体德国人“从自私自利的党争中解脱出来，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
　　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被希特勒的花言巧语所打动，德国人的那种特有的黩武精神，以及对荣誉、对“铁与血”的热切渴望，指引着他们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国会一致同意把自己的立法权移交给政府，为期是4年。这些在民主制度下浸泡了15年的国会议员们似乎还不懂得，一旦你培育出了独裁的种子，它就会像可怕的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不受控制，不要说是4年，即便是4天也足以摧毁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国会中并非所有党派都被希特勒所蛊惑，社会民主党领袖，可敬的奥托·威尔斯议员，昂然不屈地站出来反对希特勒的独裁，他代表他的党投反对票，并庄严地宣布，“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让我们记住这个人，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宣言，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仅有84个席位，远远不及投赞成票的441之多，尽管他们的反对对大局来说无足轻重，可即便是在如此黑暗的时刻，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在那些迸闪着的绚丽的火花。

通过德国的这个例子，你肯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民主这个东西，仅仅建立在纸面上的制度是绝对不够的，当人们像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民众一样疯狂时，就会把那些纸面上的一切都抛之脑后，而甘心情愿去追随一个能够满足他们愿望的幻像，甚至为此不惜把民主砸烂，魏玛共和国不是没有“三权分立”，但德国人最后还是亲手埋葬了民主。
　　那么，这个倒霉的魏玛和国还缺少些什么呢？它的民主又不完善在哪里？如果我们不希望那个满脑歪点子的小A私吞我们的钱，还需要做些什么？我想，文章写到这里也实在拖的有点太长了，还是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篇文章中去解释吧，这样大家也有时间去思索，民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自由与面包（上）
在上一篇文章，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主的基础是什么？
别急，你要知道，直接告诉你问题的答案，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如果说出答案并不能让你恍然大悟反而困惑不解的话，那这个答案说与不说，好象也没太大区别，因此，要真正理解“民主的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内涵，我们就只有老老实实地从头说起、慢慢道来了。
　　该从哪里说起呢？我还记得曾经有人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是1933年的德国人，你会选希特勒当政吗？老实说，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因为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更重要的是，无论你选择是或否，都无法回避一个让古往今来所有的政治思想家都十分头疼的话题，那就是，在生存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你是要自由还是要面包？

很显然，希特勒给你的是面包（当然免不了要夹带私货，把大炮什么的也硬塞给你），代价就是拿走你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客观地说，希特勒从来也不曾试图隐瞒或是欺骗德国民众，早在1925年，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及世界观详细地记录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正如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所言，“不论你对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么其他的谴责，你决不能谴责他没有用书面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
　　不过，今天的我们大概很难去谴责德国人当初的选择，“饿肚子的自由”的滋味，大概不会太好受，更何况，自从1918年一战失败后，德国人已经受了长达15年的窝囊气，一旦有人提出要把德国重建为全分乃至全世界的强国，又怎能不把尊严顶在脑袋上好好爽一下呢（作为中国人应该不难理解）。
　　要说德国人的这种心态，看起来倒也真是蛮合理的，可不是吗，我这儿连一日三餐都发愁呢，你还在那里唠唠叨叨、罗里八嗦地奢谈什么自由，那不是扯淡吗？要是我真饿死了，别说自由，恐怕连棺材都没有呢。我想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有不少人这样看待问题，没有生存权，哪儿来的人权？

可是，话又说回来，无论是你选自由还是选面包，最后的结局恐怕都不见得如何美妙，选了自由，自然免不了要挨饿，可一旦失去自由，面包能不能保得住，却也难说的很，1933年的德国人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那么，我们该如何抉择呢？我想，这种两难的抉择之所以令人感到困惑，是因为其中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你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只能二选一，这样就无形中制造了一个矛盾，使得自由与面包对立起来，仿佛二者势不两立、非此即彼。因此，当我们面临这种两难的抉择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选择的前提是否成立？
　　不知你是否看过成龙主演的一部影片，名字叫作《我是谁》，片中有一场戏很有点类似的味道。成龙为了保护一张刻有秘密武器资料的光碟，被两个武术高手困在大厦天台上，那两个坏蛋对成龙说，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把光碟留下，然后你自己跳下楼去，二是我们把光碟抢回来，然后把你给扔下去。乍一听起来，这两个选择好像给了成龙一个机会，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可再一想，无论他选哪个，结果都一样，都免不了丢掉光碟跳下楼去，看来成龙也和我们一样遇到了麻烦。那么，成龙又是如何选择的呢？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干嘛要听你的？成龙回答说，我还有第三个选择，光碟我留下，然后把你们俩个扔下去。
　　成龙的这个有趣的答案也许多少给了我们某些提示，就是说两难抉择的前提不一定成立，事实上可能还存在第三种选择，即，面包我要了，可那个自由你也得给我留着。问题是，这第三种选择在现实中有存在的可能性吗？我们能既要面包又保住自由吗？还是老办法——把陈旧的历史书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然后仔细地读它一读。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经常受到最高法院的肘制，每每令他万分恼火。在罗斯福刚刚当政时，这一情况还不明显，因为美国尚处在风雨飘摇的经济风暴中，大家都在齐心协力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所以他的各项法案几乎没怎么费力就可以得到国会多数票及最高法院的支持，可是，经过百日新政，美国经济有了较明显的起色，大家也都回过劲来，缓了口气，这时矛盾就来了。罗斯福的民主党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是少数党，仅仅凭借1929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才入主白宫，因此，作为对手共和党把持的最高法院，当然不肯给他面子，更要命的是，最高法院的几位大法官，基本都是林肯时代的人，用罗斯福的话来讲，是一群“马车时代”的人，保守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面对罗斯福左一个新政又一个新政，被搞得眼花缭乱，委实接受不了，起先因为经济危机而不得不授予罗斯福各项权力，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到了该收回权力的时候了。
　　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票数，宣布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从此拉开了法院与政府的权力战争。紧接着，最高法院又于5月一口气判3项新政法律违宪，到了1936年初，又废掉了6项法律，这样一来，罗斯福颁布的各项法律，已经被废除了10多项，新政基本陷于瘫痪状态。
　　我们不难想象，罗斯福是何等的窝火，要说这帮人可真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如果不是百日新政挽救了美国的经济，他们哪儿还会有闲情逸致来对新政说三道四？再说，被废除的这些法律，都是为了保障美国公民的权利才出台的，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个帕里什诉西岸旅馆案，《最低工资法》是为了救济贫民穷人，要说起来最高法院你算站在哪头的？

最终，最高法院理智地选择了妥协，判帕里什胜诉，大法官们考虑到，如果宣布《最低工资法》违宪，那么罗斯福很有可能以维护新政为借口，积极寻求改革最高法院，不管怎么说，百日新政毕竟拯救了美国，罗斯福在美国不乏支持者，要是有人不能看到独裁的危害性，一个劲跟着罗斯福跑，那美国的民主制度就真的彻底完蛋了，于是，最高法院就这样以战术上的失败换来了战略上的胜利，挫败了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企图。
　　且慢，你不是说还有第三种选择吗？怎么大法官们没有找到？其实，你仔细想想大法官们判决的后果，就明白第三种选择在哪里了。判帕里什胜诉，意味着罗斯福新政的胜利，给那些陷于贫困的人们带来了面包，但同时，这一判决又在事实上驳斥了罗斯福说最高法院企图阻碍新政的观点，使后者的政治改革方案胎死腹中，维护了美国司法的独立性，就是说，美国人尽管有点“过河拆桥”的嫌疑，却得到了实惠，既拿到了面包，又保住了自由。
　　说到这里，你一定还记得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倒霉的魏玛共和国，它的那个建立在纸面上的民主制度是多么的弱不禁风，希特勒仅用手指轻轻捅了一下，整座精心构筑的大厦便轰然倒塌，连块砖头都没剩下。现在你已经看到，历史老人并没有特别厚待美国人，在那个混乱、恐怖的时代，他们遇到了与德国人同样的问题：如何维持一个脆弱的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或者说，民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德国人面对“面包”的诱惑，面对天堂般的美好前景，轻易相信了希特勒的承诺，忘记或有意忘记了还有“我干嘛要听你的”这个选择，不相信也不愿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只是期待尼采式的“超人”来解救他们，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和义务。
　　但美国人可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他们认识到，无论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多少美国人，无论罗斯福本人多么的英明、正确，也绝对不能把手中的权利交给他，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还记得成龙的回答吗？）。如果总统通过紧急时期国会所赋予他的权力任意影响司法独立性，甚至是违背《权利法案》的立法初衷，那么无论这位总统是否出于善意，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崩塌，更何况，独裁制度最大的缺点是缺乏制约机制，即便罗斯福真的是想“为人民服务”，也不能肯定他的后任就是个“明君”，那些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拱手让出自己权利的人，恰恰没有看到独裁的长远危害，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非制度上，指望某个人的“恩赐”过活，这可不是美国人想要的，他们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国家里出现个希特勒。这种对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对自由权利的不懈维护，使得美国终于没有像德国一样走向独裁。

我想，文章至此，答案已经浮出水面，清晰可见了，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都是构成民主大厦的基石。如果一个民主制度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不能保证大家都有获得面包的平等机会，哪怕再有一千条理由，也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民主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