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眀，而陛下幡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稿，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於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於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竒，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於忧；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
　　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国，贵於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者，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
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逹，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
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於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瑒、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寛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縻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畧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
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疎，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榖，岂不难哉？
又欲官卖所在房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於御军，军法莫严於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於逃军，则其逃必甚於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
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於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於两税之外，生出科名。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
青苖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苖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眀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
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嬴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巳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专斗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苖，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苖，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