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九儒十丐
所谓元代知识份子地位低下，“九儒十丐”之说，恐怕是关於元朝的诸多谣言之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甚至堂而皇之登入历史教科书之列。那麽，此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元代儒士地位究竟如何？
所谓“九儒十丐”之说，出自两位南宋遗民之着作，一为谢枋得之《谢叠山集》卷二《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一为郑思肖之《心史》中《大义叙略》。要辨析此说正伪，便当考其人其文。
谢枋得（1226-1289），南宋末官员、字君实、号叠山，曾率军抗击元兵。宋亡之后，流落建宁，元廷多次徵召，均坚辞不仕。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将其强送大都，谢枋得遂绝粒殉节。
郑思肖（1241-1318或1238-1315），南宋诸生，原名不详。宋亡后因心怀故国，改名思肖（肖者赵也）。其人“坐必南向，闻北音而走，誓不与朔客交往”（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画兰不画土，谓“土地尽为番人夺矣”。
以此二人生平来看，谢郑二人均有明显的反元情绪，其着述亦有明显矮化甚至歪曲元朝的倾向。且二人均死於元初，无从得知元代中后期社会实际情况。当然，仅凭作者立场，亦不能证其说法必伪。但分析二人着述，其可疑甚至违背史实之处却绝非一两处。
首先来看《谢叠山集》中之说法：谢枋得并未说“九儒十丐”乃是元代定制。相反，他说“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乃是“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的戏谑之语。
而郑思肖之《心史》，则更为可疑。此书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仲冬八日为人从吴中承天寺井中所得，发现时，其书藏于密封铁匣，外裹白垩，沉于水中，开启之后“楮墨犹新”。如书中所载属实，乃沉于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至发现之时，已历365年。以一铁匣沉于水中近400年而完好无损，殊为诡异。且书中所载之事，多有谬误荒唐之处，如袁枚就曾指出：“（《心史》）所载元世祖剖割文天祥，食其心肺，又好食孕妇腹中小儿，语太荒悖，殊不足信。”故如谈迁、徐乾学、袁枚等人，均认为其书为明末伪造。
当然，仅考其出处，还并不足以证其谬误，还需要其他材料来加以印证。那麽，按元代制度，儒士真实地位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元代的户籍制度。元代政府依照职业和社会职能不同，将全国居民划为了若干户别，《元史》中称为诸色户计。元代文献中比较常见的户计有：军、站、民、匠、儒、医卜、阴阳、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神职人员）、答失蛮（回教神职人员）、斡脱（高利贷经营商）、商贾、灶（盐业）、船、弓手、急递铺、打捕鹰房等。因此，所谓的分全国为十等人之说，本身就毫无根据，站不住脚。
其次，不同的户计，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如军户的义务就是当兵，站户的义务就是维持国家驿站系统（元代称站赤）。而儒户的义务，则是保障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读书，随时准备在国家考选吏员时候参加考试，以备徵召。在权利方面，由於儒户是属於“劳心者”范畴，因此，儒户在元代是不需要负担一般人民所需要负担的各种劳役差发，除此以外，儒户还可以豁免丁税，四顷以内的土地亦不需要缴纳地税，而且所有在籍儒士均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廪给，而在学校就读的生员，亦由学校提供每日两餐（《庙学典礼》）。此等待遇，远超于其他户计。
再者，从政治地位来看，儒士之地位亦非其他户计所能比拟。按《元史·百官志》之中对於官员铨选制度的记载来看，元代的官员选拔主要有三条途径：1、怯薛（即宫廷宿卫）；2、吏进；3、科举。其中，怯薛来源主要是元朝建国时所确立的九十五户“大根脚”家族子弟，约占元代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此处不论。元代科举始於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终于元惠宗（即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6年），共计五十一年，其中有六年因奸相伯颜擅权中断（1336-1342），科举持续时间共四十五年，开科十六次，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汉人和南人（亦即儒户所属族群）约600多人，人数殊少，亦不足论。因此，真正作为元代官员铨选，特别是中下级官员铨选的主要渠道，则是吏进，这也是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中最具特色的的一点。
中国历代，特别是自隋唐以降，官、吏分野，吏员，也就是各级政府机关中的办事人员要想擢升为官，难比登天。唯元朝例外，元代受蒙古人实用主义之影响，中原传统观念拘束较少，官、吏界限并不如其他朝代那样明显。因此，元代大量官员是从吏员中擢升。而且，元代的吏员地位亦较之其他朝代更高，某些政府机构的吏员最高可有六、七品之品级。
元代前期虽长期未开科举，然而通过吏进之门，仕途并未向儒士阻塞。相反，元代一直将以儒为吏作为既定国策之一，并长期执行。如世祖时，就发布政令：“定令儒生愿试吏郡县者，优庸之。”仁宗时，“有召，省掾用儒士擢入”，“仁宗惩吏，百司胥吏听儒生为”。元人陶安亦有论述：“朝廷以吏术治天下。中土之才积功簿有致位宰相者。时人翕然尚吏。虽门第之高华，儒流之英雄，皆乐趋焉。”
另外，还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元代前期虽然未开科举，但吏员选拔同样是采取考试选拔的制度，如果再加上官、吏之间比较顺畅的流动环节，元代的官僚制度实际上较其他朝代更加类似于近现代的公务员制度，此亦元代政治制度之中蔚为可观的闪光点。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的儒士非但社会地位并不低下，实际上无论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地位都远较其他户计更为优越。而且，当然，由於民族等级制度，以及讲求“根脚”大小的问题存在。终元之世，高级官员一直为开国之初的“九十五千户”所垄断。然而，所谓“九儒十丐”之说，亦实属荒谬不经之言。
注：九十五千户：元代开国之初所立下大功的九十五个家族，被封为世袭千户。除了蒙古贵族以外，亦有色目人、汉人家族，如赛典赤家族、张柔家族、史天泽家族、严实家族等。
所谓元代知识份子地位低下，“九儒十丐”之说，恐怕是关於元朝的诸多谣言之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甚至堂而皇之登入历史教科书之列。那麽，此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元代儒士地位究竟如何？
所谓“九儒十丐”之说，出自两位南宋遗民之着作，一为谢枋得之《谢叠山集》卷二《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一为郑思肖之《心史》中《大义叙略》。要辨析此说正伪，便当考其人其文。
谢枋得（1226-1289），南宋末官员、字君实、号叠山，曾率军抗击元兵。宋亡之后，流落建宁，元廷多次徵召，均坚辞不仕。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将其强送大都，谢枋得遂绝粒殉节。
郑思肖（1241-1318或1238-1315），南宋诸生，原名不详。宋亡后因心怀故国，改名思肖（肖者赵也）。其人“坐必南向，闻北音而走，誓不与朔客交往”（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画兰不画土，谓“土地尽为番人夺矣”。
以此二人生平来看，谢郑二人均有明显的反元情绪，其着述亦有明显矮化甚至歪曲元朝的倾向。且二人均死於元初，无从得知元代中后期社会实际情况。当然，仅凭作者立场，亦不能证其说法必伪。但分析二人着述，其可疑甚至违背史实之处却绝非一两处。
首先来看《谢叠山集》中之说法：谢枋得并未说“九儒十丐”乃是元代定制。相反，他说“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乃是“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的戏谑之语。
而郑思肖之《心史》，则更为可疑。此书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仲冬八日为人从吴中承天寺井中所得，发现时，其书藏于密封铁匣，外裹白垩，沉于水中，开启之后“楮墨犹新”。如书中所载属实，乃沉于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至发现之时，已历365年。以一铁匣沉于水中近400年而完好无损，殊为诡异。且书中所载之事，多有谬误荒唐之处，如袁枚就曾指出：“（《心史》）所载元世祖剖割文天祥，食其心肺，又好食孕妇腹中小儿，语太荒悖，殊不足信。”故如谈迁、徐乾学、袁枚等人，均认为其书为明末伪造。
当然，仅考其出处，还并不足以证其谬误，还需要其他材料来加以印证。那麽，按元代制度，儒士真实地位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元代的户籍制度。元代政府依照职业和社会职能不同，将全国居民划为了若干户别，《元史》中称为诸色户计。元代文献中比较常见的户计有：军、站、民、匠、儒、医卜、阴阳、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神职人员）、答失蛮（回教神职人员）、斡脱（高利贷经营商）、商贾、灶（盐业）、船、弓手、急递铺、打捕鹰房等。因此，所谓的分全国为十等人之说，本身就毫无根据，站不住脚。
其次，不同的户计，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如军户的义务就是当兵，站户的义务就是维持国家驿站系统（元代称站赤）。而儒户的义务，则是保障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读书，随时准备在国家考选吏员时候参加考试，以备徵召。在权利方面，由於儒户是属於“劳心者”范畴，因此，儒户在元代是不需要负担一般人民所需要负担的各种劳役差发，除此以外，儒户还可以豁免丁税，四顷以内的土地亦不需要缴纳地税，而且所有在籍儒士均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廪给，而在学校就读的生员，亦由学校提供每日两餐（《庙学典礼》）。此等待遇，远超于其他户计。
再者，从政治地位来看，儒士之地位亦非其他户计所能比拟。按《元史·百官志》之中对於官员铨选制度的记载来看，元代的官员选拔主要有三条途径：1、怯薛（即宫廷宿卫）；2、吏进；3、科举。其中，怯薛来源主要是元朝建国时所确立的九十五户“大根脚”家族子弟，约占元代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此处不论。元代科举始於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终于元惠宗（即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6年），共计五十一年，其中有六年因奸相伯颜擅权中断（1336-1342），科举持续时间共四十五年，开科十六次，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汉人和南人（亦即儒户所属族群）约600多人，人数殊少，亦不足论。因此，真正作为元代官员铨选，特别是中下级官员铨选的主要渠道，则是吏进，这也是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中最具特色的的一点。
中国历代，特别是自隋唐以降，官、吏分野，吏员，也就是各级政府机关中的办事人员要想擢升为官，难比登天。唯元朝例外，元代受蒙古人实用主义之影响，中原传统观念拘束较少，官、吏界限并不如其他朝代那样明显。因此，元代大量官员是从吏员中擢升。而且，元代的吏员地位亦较之其他朝代更高，某些政府机构的吏员最高可有六、七品之品级。
元代前期虽长期未开科举，然而通过吏进之门，仕途并未向儒士阻塞。相反，元代一直将以儒为吏作为既定国策之一，并长期执行。如世祖时，就发布政令：“定令儒生愿试吏郡县者，优庸之。”仁宗时，“有召，省掾用儒士擢入”，“仁宗惩吏，百司胥吏听儒生为”。元人陶安亦有论述：“朝廷以吏术治天下。中土之才积功簿有致位宰相者。时人翕然尚吏。虽门第之高华，儒流之英雄，皆乐趋焉。”
另外，还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元代前期虽然未开科举，但吏员选拔同样是采取考试选拔的制度，如果再加上官、吏之间比较顺畅的流动环节，元代的官僚制度实际上较其他朝代更加类似于近现代的公务员制度，此亦元代政治制度之中蔚为可观的闪光点。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的儒士非但社会地位并不低下，实际上无论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地位都远较其他户计更为优越。而且，当然，由於民族等级制度，以及讲求“根脚”大小的问题存在。终元之世，高级官员一直为开国之初的“九十五千户”所垄断。然而，所谓“九儒十丐”之说，亦实属荒谬不经之言。
注：九十五千户：元代开国之初所立下大功的九十五个家族，被封为世袭千户。除了蒙古贵族以外，亦有色目人、汉人家族，如赛典赤家族、张柔家族、史天泽家族、严实家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