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墓识”十疑
1）、不应缺墓主父郗鉴。识文所记“外氏”并非“外室”，指郗璇的母氏。古人记载先辈无非是为了显名望，那么为何记载其母亲“沛国武氏”，却不记载鼎鼎大名的其父郗鉴呢？。关于郗璇的弟弟妹妹等记载颇为详尽，但是为什么连小辈都记载了却不记载长辈呢？与礼不和，与理不和。
2）、不应缺少墓主名字。所有女人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如果是因为男尊女卑，更应记上郗鉴。
3）、极低级脱文现象三处：记载郗昙时“北中郎将”缺少“将”字。其他人的父亲都用“讳xx，字xx”,但是刘畅的父亲却没有写那个“讳”字。王羲之的“右将军”前面加上了“前”。
殷浩当时已故，官名前却没有写“前”或“故”。
4）、郗璇年龄与历史记载不同[2]：《世说新语》记载郗璇九十岁高龄。
5）、人名与历史记载不符现象两处：“江霦”错为“江霖”、“卞眕”作“卞轸”。
6）、官名与历史记载不符合现象两处：陈逵的官名历史记载无“使持节” 、“淮南刺史”作“淮南内史”。
7）、墓主的年龄没有说，反而记载王羲之的年龄。墓主信息非常少，反而像是家族简介。
8）、与王羲之家风不称：这个墓志横有行纵有列，很明显是计算了字数以后刻上去的，也就是先书后刻，那么在刻的时候有原稿对照，那么多错误不可能发现不了，刮去重刻那个错字是很容易的，若发现了却没有纠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恐怕既不是书丹的问题也不是刻工的问题。按照“郗璇墓识”的原意，笔者给郗璇的埋葬时间进行了补全，按照其相近的时间，应该是在郗璇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东晋戊午年丁巳月庚申日（5月30日，四月初七）薨，戊午年己未月庚戌日（7月19日，五月廿七）葬。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五月二十七日才是庚戌。也就是说墓识上的日期和天干地支相矛盾。历史上很少有记载了详细日期还要重复加上天干地支的，如同时的《王兴之墓志》 “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这一句记载了详细日期，就没有重复地加上天干地支。一般是不说日期的时候才用日期的天干地支，如《张镇碑志》[3] “太宁三年太岁在乙酉，侯年八十，薨。”而且四十九天这么长的时间却有这么多的别字和脱文，根据王兴之家族墓志的风格，东晋家族墓志应该是有专人管理撰文、书写和刊石的。那么历史上所传的“王太保家法”难道就是这样刻墓识的么？虽当时写手刻工多为民间工匠，时有异体字出现，但是这么多的错误加在一起应非偶然。
9）、“七儿一女说”有必要进行重新考证，但是并不代表“墓识”内容准确：“七儿一女”确实是王羲之在《儿女帖》中所写，但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是“七儿一女”说的主要原因。在现今的很多王氏族谱中，都有王玄之字伯远的记载，刘茂辰先生也认为王玄之就是伯远[4]。至于是否可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但是按照伯仲叔季（幼）子的顺序排列的话，如果王玄之是长子伯远，那么这个墓志的记载还是有误的。由于一般认为王凝之字叔平是可以定论的，那么夭折的很可能是王羲之的第二个儿子而不是长子。按照伯仲叔季子的排行“七儿一女说”并不可靠。（按此处所指是学说，并非是否定王羲之书信的内容）笔者认为是立场不同所造成的，王羲之所说的“吾有七儿一女”这个“有”当理解为存在，也就是在世的才能算“有”。如果是他的二儿子很小就夭折，他给人说自己子女的婚姻状况时自然不会算上这个早死的儿子。而我们在考证的时候和王羲之当时说话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把这样的问题拿出来讨论，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早已都是先人，只需要知道他们是否存在过。
10）、“右将军”一说应该以《谢球墓志》为准。《谢球墓志》[5]中明确记载：“……义熙三年廿六日亡……球妻王德光，祖王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父焕之，海盐令。”《谢球墓志》刻工虽低，志文却十分规范，是晋人所制。义熙三年为407年，羲之已经去世，墓志文字有限，记祖先以显荣耀是必然会选择其当过的最大的官来记载，当可信。这与郗璇墓志的“右将军”不符合。
通过以上的疑问，笔者认为这个墓志不是东晋人所刻，不然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错误。如果是造假，又不至于犯下那么多低级的错误，况且如果是造假，1）、3）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笔者认为即非晋人所刻，又非后人故意造假。可是究竟是何时所刻呢？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