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抒“国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189]
从上面引用的记载可见从明代宣德年间，海禁的律令就已经根本得不到严格的执行，私人出海通商的记载的也不少。原因并不是什么吏治腐败，而是
“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
“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
成化弘治之际，就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190] 之举。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
　　

可以说明代在太祖以后的海禁法令，唯一的结果就是把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全部拱手让于私人，并因此更大程度地刺激了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的强烈欲望。
到了晚明,海外贸易发展经过了两百多年积累，已经成磅礴浩荡之势,繁盛已极。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摘录一些樊树志《晚明史》的片段
“据严中平研究，一五七四年和一五七六年的两个文件记载，中国商人运到马尼拉的货物包括面粉、大麦面、食糖、干鲜果品、钢、铁、锡、铅、铜、瓷器、丝织品和小物件。到了1580年代，中国商人来货就更加繁多了，其中生丝、绸缎、棉布、夏布、陶器、瓷器、玻璃器、面粉、饼干、咸肉、火腿、黄油、干鲜果品、家畜、家禽、家具等。1590年代，中国来货包括天蛾绒、织锦缎（本色的和绣花的）、花绫、厚绸、棉布、夏布、面纱、窗帘、被单、铜铁器具、火药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而其中生丝、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头为西属殖民地土著居民所普遍消费”
　　　　

“1591年菲律宾总督发现，菲律宾群岛上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国的丝绸和其他中国衣着原料。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采用自己种植的棉花自行纺织，可以向墨西哥输出肆十万比索的布匹。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以后土著居民还是大量服用中国衣料。”
“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售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有的文献说，因为中国棉布价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国货而不用欧洲货。中国丝绸就更为畅销了。严中平说，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地方志记载：‘（月港地方）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秣稆。该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成（化）弘（治）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福建地方官员根据当地百姓的请求，上疏朝廷将月港由镇升格为一个新县——海澄县的县治”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海外贸易，——正式向海澄县的海防同知纳税，使之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贸易”
“中国商人运去的货物大多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水瓶、瓷器、铜铁器之类，尤其受欢迎的大宗货物是丝织品。中国精美的生丝、丝绸极受西班牙人喜爱，往往以高价向中国商人收购，中国商人因此获利甚厚。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菲律宾，专门从事商业中介职业，与西班牙人约定价格，回国代为采办。不少商品来回运输不便，就由福建人移居菲律宾在当地生产、供应，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华人经营的织布、服装、铸造、彩绘的作坊商店。此后从明代的中国大陆移民不断增多
“Theveuot在《奇异的旅行》第二卷记载，当时马尼拉城有西班牙2000名（包括军队在内），……中国人则有2万名……”

　　　　一本论述“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参看全汉升《明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说‘中国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的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就马尼拉来说，每年航经中国海的商船，着实是它的繁荣基础。[2]p59
“从马尼拉海关每年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来看，平均每年占该港进口税总额的50%以上，17世纪初上升至80%，最高年份达到92.06%，贸易额超过100万比索”[2]p60
“全汉升分析，在晚明数十年中，每年开抵马尼拉港的船舶，……中国商船要占绝大多数，有时甚至等于进港船数的全部在明代，中国商船在马尼拉港的进口税中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1586-1590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在全部进口税中占36%，到了1611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占全部进口税的91.5%”[2]p62
“在当时东南亚诸国看来，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船队在路上基地的支持下，成为中国贸易网中最大的商人。……无可争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商船牢牢控制了马尼拉贸易，因为西班牙人需要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马尼拉生丝市场的繁荣，吸引了中国移民前往马尼拉经商发展，无怪乎有人说，17世纪时的马尼拉城，与其说是欧洲式的，不如说是中国式的”
其他的论文著作中对明代海外贸易的繁盛情况也多有论述

“据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装载货物清单》和《华夷通商考》所载，(30)福建省输出日本的商品，除上面所说的丝织品、瓷器、糖、果品外，还有铁、纸、布、竹器、药材、茶、酒、漆器、金线等。又根据荷兰人侯德孟万历年间在印尼万丹(下港)看到中国商人出售的商品有：各种丝布、各色生丝、缎子、天鹅绒、繻子、金丝、金襕、磁器、皿、美丽的漆笼、水盘、嵌铜、大罐小罐、水银、首饰盒、色纸、历、金表纸的书、镜、梳、眼镜、硫黄、中国刀、漆鞘、人参、扇、遮太阳的唐伞等。还有，“沿海人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国外(31)。可见，月港出口货物绝大多数是手工业品。”[191]

明朝人洪选善的《瓶台谭侯平寇碑》写道：“异时贩西洋，类恶少无赖，不事先业；今虽富家子及良民，靡不奔走。异时维漳沿海居民习奸阑出物，虽往，仅什二三得返，犹几幸少利；今虽山居谷汲，闻风争至，田亩之夫，缀耒不耕，赍贷子母钱往市者，握筹而算，可坐富也”。《海澄县志》亦说：“以海市为业，得则潮涌，失则沤散；不利则轻弃其父母妻子，安为夷鬼，利则倚钱作势”。他们“十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已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居，产自无恒”(32)。他们为了利润，“时有飓风之俭(险)，亦冒为之”(33)。至于船上人员，“其舵水悉雇佣贫民”(34)。由此可见，明代在月港从事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主要是市民阶层。至于一部分是所谓“富家”、“富者”、“豪富”、“居者”、“舶主”等，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因为海外贸易要漂洋过海冒风险，而且起落无常，顺利则“容致巨万”，成为暴发户；“不利则轻弃父母妻子，安为夷鬼”，家破人亡。因此，他们只能是唯利是图，敢于冒风险的大海商，决不是一向养尊处优的封建官僚地主。[191]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155]p10-p11
“（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155]p11
　　

在《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有这样的记载“明代，中国海商资金雄厚，对南洋各地土产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的公司没有办法和中国商人竞争，根据当时西方人的记载“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大量皮革，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里特想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的收购”。[155]
海外贸易发达的结果是大量白银从美洲，从日本，以及欧洲流入中国。李隆生在一个表格里列举了庄国士、von Glahn、Yamamura&Kamiki、Brading&Cross、Atwell Reid、Kobata等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和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的不同估计，然后取了一个平均值。最后得到估计如下：“若取各家平均，则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亿2500万两，合计2亿9500万两。所以，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103]p165
事实上这个估算可能还是偏低的

《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151]p241，把吨换算成两，这就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流入中国，如果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仍旧按照1亿7000万两计算，则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以上。
“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做出的估算，证明了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价”

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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