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曹植的后期创作
曹植后期生活发生了根本改变，其文学活动的环境和内容，创作的情调和风格，也都相应有所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他前期的那种乐观精神和洒脱风貌不见了，代之以或浓或淡无所不在的忧思和愁情。谢灵运谓：“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所说“但美遨游”，当是前期表现，“颇有忧生之嗟”，才是后期特点。曹植在黄初年间所受迫害最为严重，真正有性命之忧也就在此期间，所以此时期他的“忧生之嗟”也最为突出，例如他的《责躬诗》，作于黄初四年，其年诸王朝京都，曹植至洛阳，曹丕不予接见，令独处西馆，曹植惶恐不知所为，遂作此自责之诗以求宽宥。诗人此时心情犹如弓上之鸟，网中之鱼，一种求生本能，溢于言表，可怜之至。其诗本身无多精彩，只是颂恩及乞怜语句，其序则颇堪一读：
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伏唯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七子均养者，鸤鸠之仁也。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敢自弃者也。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耇永无执圭之望。不图圣诏猥垂齿召。至止之日，驰心辇毂，僻处西馆，未奉阙庭。踊跃之怀，瞻望反侧，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谨拜表，并献诗二首。
终篇所述，无非求生惧死。内心的忧惧惶急，表现为文字上的诚惶诚恐。为求生而自责自谴，已不择言词。这种自我精神鞭挞，固然是在高压迫害下的无奈之举，同时也反映了曹植性格的脆弱。曹植正是这样一种人：在顺境中意气风发，志气高扬，不知有所检抑；在逆境下则沮丧颓唐，志意摧折，难以保持自尊气骨。曹丕对他性格作风弱点，无疑了如指掌，正因此，黄初年间尽管反复治曹植之罪，最终却未置之于死地。因为曹植此时政治上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他已不再是危险对手，曹丕治他之罪，主要是为建安中立嫡之争事进行报复，有泄愤性质，并非从现实政治需要而采取的措施，此点相当明显。然而曹植精神上被生命恐惧所笼罩，难以洞澈曹丕对待自己态度的微妙之处，所以仍不断地自肺腑深处发出忧生之嗟。总之，曹植的忧患生涯及其忧生情绪，改变了他的人生，同时也改变了他的文学。毋宁说，他的文学创作还颇受其忧患生涯忧生思绪之惠，由于他前期基于贵游生活的那种浮躁情绪已失去生存土壤，遂使黄初以后的诗文在情调上转入深沉，表现为对社会人事的复杂性有较多认识，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也有所深化，加之他的诗风亦更趋成熟，于是产生不少与忧生之嗟相联系的超越前期的优秀篇章。其中最称名篇的是《赠白马王彪》及《洛神赋》。
此一诗一赋，皆作于黄初四年朝京师之后。此次朝京师期间，曹植精神上接连遭受沉重打击，先有曹丕拒见之事，后有胞兄曹彰（任城王）暴薨事，都使他深受震惊，这就是一诗一赋的精神基础。两篇皆有序，《赠白马王彪》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言明作诗时背景状况及当时心情。看来曹植甫离洛阳，暂脱险境，虽然心有余悸，不绝于怀，但他已敢于在悲哀之余，表示某些“愤”“恨”之情；而且对于生死问题似乎也思想豁然开朗，稍减恐惧。这是《赠白马王彪》有别于《责躬诗》的主要之点。除了出于自身遭际的这些悲哀愤恨外，诗中对曹彰所发的死别之思，对曹彪所发生的生离之念，以及由生活的极端失望所产生的对人生价值的怀疑，更增加了作品感情的深厚度，也使作品具备了某些崇高的精神亮点：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景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丰厚的感情内含与不时闪烁的思想光彩，情、景、事、理诸因素的紧密交融、整饬的篇章结构与纯熟的五言诗体，使此篇呈现诗美的完整性。在这一方面，曹植以及建安文人的任何其他作品都莫能与相比肩，谓之曹植的以及整个建安时代的第一佳篇，亦不为过。有人甚至说此篇“沉郁顿挫，淋漓悲壮，……遂开杜公之宗。”（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洛神赋》虽与《赠白马王彪》为一时之作，②但表现的重点却不同。赋并不涉及外在具体人事，只是表现曹植当时的内心情绪感受，因此它具有更浓郁的抒发性质。赋中描写了两位人物，即“君王”和“洛神”，通过对此二人物尤其是对洛神的塑造刻画，渲染出笼盖天地弥漫一切的哀愁气氛。可以说，哀愁就是它的主旨。③当然，这不是无端的哀愁，作为情绪表征的哀愁肯定有其发生源头，这源头就是曹植的现实遭际。篇中“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实际上已经透露了哀怨所自来，即来自作者与曹丕的隔阂和不能互相沟通。然而此赋着重写了这一流程的后半，即哀愁的存在状态。君王是哀愁之王，洛神既是美丽之神，也是哀愁之神。二位人物的哀愁又融为一体，成为无法消解的情绪症结，所以洛神最后是“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君王最后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此种言有终而意无尽的哀凄悲怨，正是《洛神赋》能够摇撼人心的魅力所在。它写出了人性的一侧面，所以能感动千百年来的读者。当然，《洛神赋》之所以成为曹植赋的代表作，与作者描绘技巧之高超亦有很大关系，赋中写洛神的一段文字历来被奉为描摹美女的经典手笔：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因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在此曹植的文采又得到充分展示，无与伦比的骋词结句天才，令他居于描写技巧领域的高山景行而使后人无比崇仰。
《赠白马王彪》、《洛神赋》作于曹植人生最困顿颠踬之际，而正是这两篇作品分别成为他诗赋的代表作，黄初时期因此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期。如果没有这一段十分艰辛危殆的人生遭际，如果曹植继续过他建安时期那种贵游生活，就不可能有此二篇杰构的产生，此理甚明。这正应着了“忧患出诗人”的成说。
曹植在黄初间的作品，尚有《野田黄雀行》、《朔风》、《矫志》、《七步诗》、《七哀》、《美女篇》、《种葛篇》、《浮萍篇》、《吁嗟篇》等诗，《怀亲赋》、《九愁赋》等赋，《写灌均上事令》、《黄初五年令》、《黄初六年令》、《诰咎文》、《武帝诔》、《任城王诔》等文。这些作品，或哀挽既逝父兄，或伤悼被害挚友，更多的还是书写自己不幸处境和渲泄内心郁闷思绪。迫于当时曹丕派有“监国使者”，对他“吹毛求瑕，千端万绪”（《黄初六年令》），他已多次“无端获罪尤”，自不便亦不敢直书己志，所以其作品在情绪表现上往往有所控制，写法比较隐讳。如《野田黄雀行》以一黄雀入“网罗”，喻自己友人被害；又以一“少年”“拔剑削网罗”来表达希望获救的心情，大体上写成了一篇寓言诗。他的著名的《七步诗》亦其类。同类作品中《种葛篇》亦甚出色：
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窃慕棠棣篇，好乐如瑟琴。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心。恩纪旷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颈兽，仰见双栖禽。攀枝长叹息，泪下沾罗衿。良马知我悲，延颈对我吟。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此篇以夫妇喻君臣。这是继承了由屈原开创的手法。篇中“君”“佳人”皆指曹丕，曹植在《释思赋》中亦曾以“鸳鸯”喻君臣。篇中以婚姻过程喻丕、植兄弟（君臣）关系之演变，“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是为关系演变的总括。这与《七步诗》写“萁”、“豆”“本是同根生”相类。末四句实际上已直陈己意，说出“独困于今”的孤苦心境。
进入太和时期后，曹植随着处境的改变，诗风文风也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他的“忧生之嗟”比黄初时明显减少，程度上也有所减轻。性命之忧似乎已不再成为问题，此时从他诗文中可以看到，他主要对连续不断的改变封邑，对物质生活的匮乏，对行动受到限制，不能与诸王兄弟交通等事，颇多抱怨。他在《迁都赋序》中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又在《求通亲亲表》中说：“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同，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疏于胡越。”“衣食不继”，可能略有夸张；“禁锢明时”，却为真确事实。不过这些抱怨，尚属次要，对于曹植来说，此时最大的苦恼却是政治上不能被任用。他反复上书曹睿，指陈天下情势，演述满腹经纶，要求让他出任朝官，一展宏伟抱负。因此太和年间曹植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来写作表文，他在此时期的文学成就，也就主要表现为文，而不是如此前那样主要是诗赋。曹植此时期的代表作，就是若干表文，其荦荦大者，有《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士息表》、《谏伐辽东表》等。在这些表文中，曹植对当时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发表自己的见解，包括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他最强烈的要求就是希望明帝曹睿能够让他以宗族身份，出任朝廷要职，参与实际政治事务。他认为自己完全够资格、有能力担当军政要职：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临敌而制变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抚心而叹息也。——《求自试表》
曹植后期生活发生了根本改变，其文学活动的环境和内容，创作的情调和风格，也都相应有所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他前期的那种乐观精神和洒脱风貌不见了，代之以或浓或淡无所不在的忧思和愁情。谢灵运谓：“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所说“但美遨游”，当是前期表现，“颇有忧生之嗟”，才是后期特点。曹植在黄初年间所受迫害最为严重，真正有性命之忧也就在此期间，所以此时期他的“忧生之嗟”也最为突出，例如他的《责躬诗》，作于黄初四年，其年诸王朝京都，曹植至洛阳，曹丕不予接见，令独处西馆，曹植惶恐不知所为，遂作此自责之诗以求宽宥。诗人此时心情犹如弓上之鸟，网中之鱼，一种求生本能，溢于言表，可怜之至。其诗本身无多精彩，只是颂恩及乞怜语句，其序则颇堪一读：
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伏唯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七子均养者，鸤鸠之仁也。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敢自弃者也。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耇永无执圭之望。不图圣诏猥垂齿召。至止之日，驰心辇毂，僻处西馆，未奉阙庭。踊跃之怀，瞻望反侧，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谨拜表，并献诗二首。
终篇所述，无非求生惧死。内心的忧惧惶急，表现为文字上的诚惶诚恐。为求生而自责自谴，已不择言词。这种自我精神鞭挞，固然是在高压迫害下的无奈之举，同时也反映了曹植性格的脆弱。曹植正是这样一种人：在顺境中意气风发，志气高扬，不知有所检抑；在逆境下则沮丧颓唐，志意摧折，难以保持自尊气骨。曹丕对他性格作风弱点，无疑了如指掌，正因此，黄初年间尽管反复治曹植之罪，最终却未置之于死地。因为曹植此时政治上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他已不再是危险对手，曹丕治他之罪，主要是为建安中立嫡之争事进行报复，有泄愤性质，并非从现实政治需要而采取的措施，此点相当明显。然而曹植精神上被生命恐惧所笼罩，难以洞澈曹丕对待自己态度的微妙之处，所以仍不断地自肺腑深处发出忧生之嗟。总之，曹植的忧患生涯及其忧生情绪，改变了他的人生，同时也改变了他的文学。毋宁说，他的文学创作还颇受其忧患生涯忧生思绪之惠，由于他前期基于贵游生活的那种浮躁情绪已失去生存土壤，遂使黄初以后的诗文在情调上转入深沉，表现为对社会人事的复杂性有较多认识，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也有所深化，加之他的诗风亦更趋成熟，于是产生不少与忧生之嗟相联系的超越前期的优秀篇章。其中最称名篇的是《赠白马王彪》及《洛神赋》。
此一诗一赋，皆作于黄初四年朝京师之后。此次朝京师期间，曹植精神上接连遭受沉重打击，先有曹丕拒见之事，后有胞兄曹彰（任城王）暴薨事，都使他深受震惊，这就是一诗一赋的精神基础。两篇皆有序，《赠白马王彪》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言明作诗时背景状况及当时心情。看来曹植甫离洛阳，暂脱险境，虽然心有余悸，不绝于怀，但他已敢于在悲哀之余，表示某些“愤”“恨”之情；而且对于生死问题似乎也思想豁然开朗，稍减恐惧。这是《赠白马王彪》有别于《责躬诗》的主要之点。除了出于自身遭际的这些悲哀愤恨外，诗中对曹彰所发的死别之思，对曹彪所发生的生离之念，以及由生活的极端失望所产生的对人生价值的怀疑，更增加了作品感情的深厚度，也使作品具备了某些崇高的精神亮点：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景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丰厚的感情内含与不时闪烁的思想光彩，情、景、事、理诸因素的紧密交融、整饬的篇章结构与纯熟的五言诗体，使此篇呈现诗美的完整性。在这一方面，曹植以及建安文人的任何其他作品都莫能与相比肩，谓之曹植的以及整个建安时代的第一佳篇，亦不为过。有人甚至说此篇“沉郁顿挫，淋漓悲壮，……遂开杜公之宗。”（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洛神赋》虽与《赠白马王彪》为一时之作，②但表现的重点却不同。赋并不涉及外在具体人事，只是表现曹植当时的内心情绪感受，因此它具有更浓郁的抒发性质。赋中描写了两位人物，即“君王”和“洛神”，通过对此二人物尤其是对洛神的塑造刻画，渲染出笼盖天地弥漫一切的哀愁气氛。可以说，哀愁就是它的主旨。③当然，这不是无端的哀愁，作为情绪表征的哀愁肯定有其发生源头，这源头就是曹植的现实遭际。篇中“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实际上已经透露了哀怨所自来，即来自作者与曹丕的隔阂和不能互相沟通。然而此赋着重写了这一流程的后半，即哀愁的存在状态。君王是哀愁之王，洛神既是美丽之神，也是哀愁之神。二位人物的哀愁又融为一体，成为无法消解的情绪症结，所以洛神最后是“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君王最后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此种言有终而意无尽的哀凄悲怨，正是《洛神赋》能够摇撼人心的魅力所在。它写出了人性的一侧面，所以能感动千百年来的读者。当然，《洛神赋》之所以成为曹植赋的代表作，与作者描绘技巧之高超亦有很大关系，赋中写洛神的一段文字历来被奉为描摹美女的经典手笔：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因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在此曹植的文采又得到充分展示，无与伦比的骋词结句天才，令他居于描写技巧领域的高山景行而使后人无比崇仰。
《赠白马王彪》、《洛神赋》作于曹植人生最困顿颠踬之际，而正是这两篇作品分别成为他诗赋的代表作，黄初时期因此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期。如果没有这一段十分艰辛危殆的人生遭际，如果曹植继续过他建安时期那种贵游生活，就不可能有此二篇杰构的产生，此理甚明。这正应着了“忧患出诗人”的成说。
曹植在黄初间的作品，尚有《野田黄雀行》、《朔风》、《矫志》、《七步诗》、《七哀》、《美女篇》、《种葛篇》、《浮萍篇》、《吁嗟篇》等诗，《怀亲赋》、《九愁赋》等赋，《写灌均上事令》、《黄初五年令》、《黄初六年令》、《诰咎文》、《武帝诔》、《任城王诔》等文。这些作品，或哀挽既逝父兄，或伤悼被害挚友，更多的还是书写自己不幸处境和渲泄内心郁闷思绪。迫于当时曹丕派有“监国使者”，对他“吹毛求瑕，千端万绪”（《黄初六年令》），他已多次“无端获罪尤”，自不便亦不敢直书己志，所以其作品在情绪表现上往往有所控制，写法比较隐讳。如《野田黄雀行》以一黄雀入“网罗”，喻自己友人被害；又以一“少年”“拔剑削网罗”来表达希望获救的心情，大体上写成了一篇寓言诗。他的著名的《七步诗》亦其类。同类作品中《种葛篇》亦甚出色：
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窃慕棠棣篇，好乐如瑟琴。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心。恩纪旷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颈兽，仰见双栖禽。攀枝长叹息，泪下沾罗衿。良马知我悲，延颈对我吟。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此篇以夫妇喻君臣。这是继承了由屈原开创的手法。篇中“君”“佳人”皆指曹丕，曹植在《释思赋》中亦曾以“鸳鸯”喻君臣。篇中以婚姻过程喻丕、植兄弟（君臣）关系之演变，“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是为关系演变的总括。这与《七步诗》写“萁”、“豆”“本是同根生”相类。末四句实际上已直陈己意，说出“独困于今”的孤苦心境。
进入太和时期后，曹植随着处境的改变，诗风文风也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他的“忧生之嗟”比黄初时明显减少，程度上也有所减轻。性命之忧似乎已不再成为问题，此时从他诗文中可以看到，他主要对连续不断的改变封邑，对物质生活的匮乏，对行动受到限制，不能与诸王兄弟交通等事，颇多抱怨。他在《迁都赋序》中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又在《求通亲亲表》中说：“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同，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疏于胡越。”“衣食不继”，可能略有夸张；“禁锢明时”，却为真确事实。不过这些抱怨，尚属次要，对于曹植来说，此时最大的苦恼却是政治上不能被任用。他反复上书曹睿，指陈天下情势，演述满腹经纶，要求让他出任朝官，一展宏伟抱负。因此太和年间曹植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来写作表文，他在此时期的文学成就，也就主要表现为文，而不是如此前那样主要是诗赋。曹植此时期的代表作，就是若干表文，其荦荦大者，有《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士息表》、《谏伐辽东表》等。在这些表文中，曹植对当时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发表自己的见解，包括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他最强烈的要求就是希望明帝曹睿能够让他以宗族身份，出任朝廷要职，参与实际政治事务。他认为自己完全够资格、有能力担当军政要职：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临敌而制变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抚心而叹息也。——《求自试表》
：——【东晋谢灵运: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
赶脚很详实呢•﹏•……秒收藏，谢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