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在中国河北省的曹妃甸那处目前因陷入债务危机、发展停滞的工业基地，规划、建设有一处集中了无数低碳技术的新区，号称“国际低碳新城”，旨在与曹妃甸“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和新型工业化基地”的定位相匹配。新区2010年动工之际，对其所用先进技术的宣传，密集见诸报端：“与瑞典藤茂公司、普拉克公司、恩华特公司在地源热泵应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方面积极展开合作”，“率先在全国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宜居示范城市。”
但随着产能过剩、资金断流对曹妃甸工业基地的全面冲击，这处当年计划投入资金超300亿元的造城项目终至搁浅。新城区内居住者寥寥、环境脏乱、运营废弛，环保、低碳更是无从谈起。
然而即便新区顺利建设完毕，就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宜居”吗？

即使在风光互补发电路灯、海水淡化这样小尺度的低碳技术上花了大价钱，在城市形态和开发模式上，这个项目却没有任何进步，导致项目在大尺度上仍然是一个排碳大户。为何这么说？首先，这个项目侵占了北方最大的滨海湿地之一。开发湿地这件事，本身就会造成大量原本固定在湿地中的碳元素被大量释放到空气中，形成巨大的碳排放；其次，在项目既有的规划中，居住、商业、娱乐的功能分离，并且城市设计的尺度过大，完全不给人留出行走的便利，使人不得不驾车出行。试问这样鼓励高碳生活方式的“低碳城”，如何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呢？
当然，这并不是说高新技术不重要；而是如何将面前五花八门的优秀科技为自己的城市所用，才是更关键的问题。
这就需要政府在全局层面上调整城市的行为方式，减少过剩的生产、开发和消费。不能因为局部使用了一些绿色技术，就可以继续过去那种毫无节制的发展模式。绿色技术决不能助纣为虐，成为消耗资源的“保护伞”。

面对越来越多的绿色技术，政府规划工作的出发点，应该少考虑一点“如何建设”，多思索一点“如何引导”，通过科学的分析选择适合的绿色技术，来配合本地的发展战略；而不是本末倒置地用大量规划建设来迎合、追求绿色技术。
如何定义“绿色”、“低碳”、“可持续性”，以及如何通过量化的方式监测工作成果，是“智慧城市”最重要的一环。“可持续发展”这个词从1992年首次出现到现在，已有20年的时间。老实讲，除了喊口号和原则概念，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敢说自己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虽然目前国际上有非常多基于定性研究的的原则性标准，比如鼓励市民坐公交和步行，加强城市土地功能的混合使用，大力保护城市生态，减少城市“摊大饼”现象等等；但在操作层面，它们都缺乏可操作性，也无法检验。所以真正能推动中国城市转型起步的，也应该是定量的标准。例如，纽约市在2030年规划等文本中，就明确提出了现状问题、不同时间段内所需达到的改善水平，以及改善的具体方法。比如2013年相对2012年，该城市的污水排放量减少了多少？乘坐公交出行的人口比例是否增加？机动车驾驶带来的空气污染下降了多少？该城市单位GDP增长的能源需求有否下降？地区内水环境的生态承载力有没有变化？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踏实的调查研究、数据采集和严格坚持，绝不是花钱买技术就能一股脑解决的。

国务院近期出台了一项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罕有地以未来5年PM10和PM2.5的浓度降幅这一定量标准作为工作目标，提出在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2017年前必须把大气中的PM2.5浓度在2012年的水平上，分别降低25%、20%和15%；其他所有城市必须将PM10的水平降低10%。而接下来，执行层面的工作，或将更具挑战性。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绿色出行”、“节约用水”这样的倡导和口号，而是对市民开展更深入的教育。比如：如何解读目前的规划文本？如何进行公众意见参与？自己城市的水污染究竟是什么来源？历史街区保护中政府的困难在哪儿？等等。公众教育的形式也可多种多样，信息公开、跨界教育团体、社区议会、基层课堂、宣讲义工、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微电影等等。只有让市民真正了解城市，让公众参与成为市民熟悉的生活方式，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智慧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政府工作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