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学批评家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中有这样一段精彩之论："武侠小说总要写作为主人公的大侠被一大堆外美内秀的卓越女性所爱慕、所追逐，正是为了迎合大众心理。这里，仍然是商业文化的铁则在起作用。金庸既'很崇拜女性'，又明白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多男追一女，却在小说中屡屡写多女追一男，其中原因，也只能从商业文化的角度做出解释。……与其说'一男多女'模式表现了金庸对女性的轻蔑，不如说表现了金庸对商业文化模式的屈服。"虽然我并不同意王彬彬对金庸小说的全部的论述，但我认可他的这一观点。金庸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男权心态，不惜扭曲自己内心深处对女性的尊重和怜爱，而将作品中的女性定格为男权文化的玩偶。他没有忠于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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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必然都要挑战自己所处时代的陈规陋习，这种挑战有可能失去广大的读者、有可能招致广泛的批评，但是其价值必将随著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呈现出来。那些纯真的天才们，宁愿坚守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而忍受因为"超前"而带来的冷落和凌丄辱。他们的伟大由历史来决定，而不是由读者的数量来衡量。英国作家拉什迪认为："一本书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可以证明作者有写作能力，而在于它体现出来的写作质量。因为有的劣质作品并不缺乏作家个人经历，不缺乏奇特的探险或作家从外面获得的处理主题的想像力。"他特别强调指出，文学的生命就在于冒险："唯一谈得上冒险的是，当作家为了提升他对现象的思考质量而迫近可能性之边缘时所做的努力。能接近极限，摇撼彼岸，能使艺术家为艺术不敢触动的东西挺而走险的作品应当是好作品。"拉什迪本人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写作，他不惜冒犯原教旨主义者而亡命天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庸是以商人的"精打细算"开始写作的。金庸深知，只有最中庸的写作才能保持最庞大的读者基数。对他来说，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比坚持某种文学理念和生命价值更加重要。他不会轻易冒犯读者们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心态，无论这种思维定势是如何的陈旧不堪、无论这种文化心态是如何的肮脏卑劣。这种妥协使得金庸永远只能是一个优秀的通俗小说作家，而不可能跻身于文学大师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