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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晴
题记：马来狂，一种在马来人当中流行的癫狂症。
不…不仅是癫狂……这是一种疯病，一种狂犬病……就像一阵暴风雨压迫着人的神经，直到神经崩裂。没人能揭示这种可怕疯病的起源：一个马来人，随便哪一个，普通…呃…和善，在家里慢慢喝自酿的酒…就这么坐在那儿，神情呆滞，样子冷漠……类似我坐在自己房间里那样……突然猛地一下子跳起来，抓了一把匕首便跑上街去…他笔直的往前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跑…不论人还是畜生，如果拦住他的去路，他就用匕首把它捅倒在地……他一面狂奔，一面口吐白沫，像疯子一样嚎叫……他不断跑呀跑呀……不东张西望，不左顾右盼，只是一个劲地尖声嚎叫，握着血淋淋的匕首，笔直往前狂奔猛跑，叫人毛骨悚然……村里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拦住一个马来狂人……人们四下奔逃，高声警告：“马来狂！马来狂！”可是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一个劲儿地跑，见人捅人，见什么捅什么……直到人家把他像条疯狗似的一枪打死，或者他自己口吐白沫倒地身亡。 (来自白衣的叙述)
不…不仅是癫狂……这是一种疯病，一种狂犬病……就像一阵暴风雨压迫着人的神经，直到神经崩裂。没人能揭示这种可怕疯病的起源：一个马来人，随便哪一个，普通…呃…和善，在家里慢慢喝自酿的酒…就这么坐在那儿，神情呆滞，样子冷漠……类似我坐在自己房间里那样……突然猛地一下子跳起来，抓了一把匕首便跑上街去…他笔直的往前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跑…不论人还是畜生，如果拦住他的去路，他就用匕首把它捅倒在地……他一面狂奔，一面口吐白沫，像疯子一样嚎叫……他不断跑呀跑呀……不东张西望，不左顾右盼，只是一个劲地尖声嚎叫，握着血淋淋的匕首，笔直往前狂奔猛跑，叫人毛骨悚然……村里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拦住一个马来狂人……人们四下奔逃，高声警告：“马来狂！马来狂！”可是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一个劲儿地跑，见人捅人，见什么捅什么……直到人家把他像条疯狗似的一枪打死，或者他自己口吐白沫倒地身亡。 (来自白衣的叙述)
1.来自塞恩的叙述。
我试图在此记录下过去一个月发生的诸多事件。
在这一个月里，我见证了人灵魂深处最可怕的波动，这种波动促使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在某个故事中变得合情合理。在这段时间里，我感到精神的理智日益远去，我似乎愚蠢的，主动的跳进了一个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而当我想抽身离开时，已经无法自拔。
三日前在那不勒斯的码头上，正当一艘巨型远洋客轮卸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幸事件，各家报纸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可是都添枝加叶，渲染得神乎其神。我作为“海洋号”上的乘客，甚至是对此唯一掌握线索的知情人，却和其他乘客一样，未能亲眼目睹这一离奇事件，因为事件发生在深夜轮船装煤卸货的时候，其他人为了避开嘈杂的噪声，都下船到咖啡馆或剧院消磨时间，而我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注射吗啡。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把这一切和我的同事联想起来，联想起我们在印度生活的半年时光，联想起他最后一位患者，联想起在这离奇插曲前，我们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我和白衣是在印度认识的，他在德国学过医，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医学士，一个高明的医生，在莱比锡医院担任主治医师。据说，他爱上了一个在医院认识的女人。这个女人把她的情人折磨到发疯的地步。她神态高傲，冷若冰霜，把白衣弄的神魂颠倒。据他本人说，他总是受那些惯于颐指气使，骨子里透着令人厌恶的自傲的女人的挟制。最终，他为这场可笑的单相思付出了代价，葬送了大好前程（白衣在平时不太和他人说自己过去的事，因此上述内容的价值有待商榷）。后来，荷兰政府招募医师到殖-民-地去，并且预支给招聘者一笔钱。大概是在某种自暴自弃的情绪驱动下，白衣来到这热病蔓延的种植园里，和那些在白人看来应被认为是下等动物的有色*人*种混在一起。
在我看来，白衣和印度的确显得格格不入，就像他常取笑我是蒸汽民族（英国人）一样，我也总是喜欢拿他苍白的皮肤和一本正经的五官做文章。和我的浮夸不同， 就外表来讲，白衣近乎于标准的日耳曼人，湛蓝的眼睛，棱角分明的五官，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稍显瘦弱的身材了（我总认为日耳曼人应该是像土豆一样结实的身材）。在医务站时，白衣总是套着他在德国的白大褂，（通过那次谈话我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平时对他人都有些刻意的疏远，自己鼓动着研究当地的毒草药什么的，对着一些看了就让人头大的学术论文神神叨叨。
唯一和他打交道的机会就是每天晚餐前打桥牌的时候了，我们几个欧洲人，聚在一起，在南亚闷热的小酒吧里抽烟，喝威士忌。白衣和正常男人一样，好赌，喝酒，好女人，但他又和我们不同，对这类事情极有分寸。嗯，用他自己的话讲，他一但对什么东西专注起来，就会茶不思饭不想（这让我再次联想起他来这儿的原因），因此要自我控制。
和白衣莫名其妙的原因不同，我到这来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却是被迫的。
我试图在此记录下过去一个月发生的诸多事件。
在这一个月里，我见证了人灵魂深处最可怕的波动，这种波动促使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在某个故事中变得合情合理。在这段时间里，我感到精神的理智日益远去，我似乎愚蠢的，主动的跳进了一个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而当我想抽身离开时，已经无法自拔。
三日前在那不勒斯的码头上，正当一艘巨型远洋客轮卸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幸事件，各家报纸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可是都添枝加叶，渲染得神乎其神。我作为“海洋号”上的乘客，甚至是对此唯一掌握线索的知情人，却和其他乘客一样，未能亲眼目睹这一离奇事件，因为事件发生在深夜轮船装煤卸货的时候，其他人为了避开嘈杂的噪声，都下船到咖啡馆或剧院消磨时间，而我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注射吗啡。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把这一切和我的同事联想起来，联想起我们在印度生活的半年时光，联想起他最后一位患者，联想起在这离奇插曲前，我们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我和白衣是在印度认识的，他在德国学过医，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医学士，一个高明的医生，在莱比锡医院担任主治医师。据说，他爱上了一个在医院认识的女人。这个女人把她的情人折磨到发疯的地步。她神态高傲，冷若冰霜，把白衣弄的神魂颠倒。据他本人说，他总是受那些惯于颐指气使，骨子里透着令人厌恶的自傲的女人的挟制。最终，他为这场可笑的单相思付出了代价，葬送了大好前程（白衣在平时不太和他人说自己过去的事，因此上述内容的价值有待商榷）。后来，荷兰政府招募医师到殖-民-地去，并且预支给招聘者一笔钱。大概是在某种自暴自弃的情绪驱动下，白衣来到这热病蔓延的种植园里，和那些在白人看来应被认为是下等动物的有色*人*种混在一起。
在我看来，白衣和印度的确显得格格不入，就像他常取笑我是蒸汽民族（英国人）一样，我也总是喜欢拿他苍白的皮肤和一本正经的五官做文章。和我的浮夸不同， 就外表来讲，白衣近乎于标准的日耳曼人，湛蓝的眼睛，棱角分明的五官，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稍显瘦弱的身材了（我总认为日耳曼人应该是像土豆一样结实的身材）。在医务站时，白衣总是套着他在德国的白大褂，（通过那次谈话我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平时对他人都有些刻意的疏远，自己鼓动着研究当地的毒草药什么的，对着一些看了就让人头大的学术论文神神叨叨。
唯一和他打交道的机会就是每天晚餐前打桥牌的时候了，我们几个欧洲人，聚在一起，在南亚闷热的小酒吧里抽烟，喝威士忌。白衣和正常男人一样，好赌，喝酒，好女人，但他又和我们不同，对这类事情极有分寸。嗯，用他自己的话讲，他一但对什么东西专注起来，就会茶不思饭不想（这让我再次联想起他来这儿的原因），因此要自我控制。
和白衣莫名其妙的原因不同，我到这来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却是被迫的。
我父母是英国贵族阶级中最寒酸的底层分子，老头子继承了祖父在议院的位子和摇摇欲坠的可怜家产。我们的房子跻身在利物浦的城市外郊。现在，我对那房子的仅有的一些印象就是一年四季都灰色惨淡的庭院和一间间苍白空旷的房间。和英国阴郁的天气相匹配的是父母装腔作势的可笑。父亲在吃饭时总要摆六只银盘子，尽管我们甚至没有这个数量的菜肴。我们每周都要去剧院，父亲讨价还价地聘请了一个驼背的爱尔兰人和他的两匹杂毛马，并慷慨地把自己被虫蛀了的法兰绒褡裢赐给他，为的是让他在自己同僚的车夫前显得不那么寒酸。在我七岁时，父亲为我聘请了一个老头当家教，和父亲一样，那老头也古板的不近人情。他教我德文（我真但愿当时多听会儿讲）和算术，用一把巨大的黄色木尺在桌子上敲敲打打，他枯瘦的手指在大字典上勾勾画画，干涩的喉咙里冒出一口南方风味的英文。这些单调的单音节构成了我的全部童年。在十七岁时，我像大多数怀揣济世梦想的青年一样，坐着爱尔兰人的马车只身前往伦敦进行医学位的修学。我饱含着一种不知名的激情，渴望能冲破过去的那个狭小空荡的匣子，渴望见识到更多的新奇玩意儿。我没有天分，单凭一股子蛮劲在学院挣得一席之地。我为自己规划了未来的宏伟蓝图——拿到资格书，开一家私人诊所，养一条大牧犬，在探诊期间和某位美丽的小姐坠入爱河…可笑的是，呃，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讲的，事情已经过去五年了，我在这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染上了赌瘾，在某次疯狂后，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赢一笔钱的话，我的学业就会在此戛然而止，我开始借钱…开始当东西，赢钱，再输掉，再赢……渐渐的陷入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圈子里，最终，梦想的火花在筹码的翻滚声中消失殆尽。我试图拾起生活的碎片，但总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下偏离航道，越来越远……
伦敦的夜晚远比白天要光鲜，女人用薄如蝉翼的绸衣包裹住丰满的胴体，街道由于雾气的熏染变得湿漉漉的，反射出道旁迷离的灯光。我在这样的夜色中兜兜转转，想着过去，想着未来，而把今天支付给这张着血盆大口的城市。一再迷茫，一再放任自流的代价是金钱的不断流失。纸终包不住火，我微不足道的补救已无法填补经济上的破洞，事情败露后，整个的大学都闹得沸沸扬扬。多亏我一个叔叔暗中打点，使我提前拿到本不该属于我的大学文凭。在伦敦难以容身的我在父亲的要求下独自前往印度担任当地的医务官和法医，父亲指望着这里丰厚的退休金和可观的家属福利，而我则渴望着一个逃离伦敦，逃离当下生活的理由。
和白衣一样，我通过荷兰殖民政府来到印度，他们预支给应招者一笔钱。我当时立刻想到，这必定不会是什么好差事，所以才预先给钱。我知道在这闷热，贫穷的热带牢笼里，死人坟墓上的十字架数目的增长比英国快上三倍。可是人年少时，总期盼着改变。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多加选择的余地。我乘车前往鹿特丹，签了十年的合同，拿了一大叠钞票，一半偿还我的债务，另一半寄给我的父亲和叔叔，我似乎渴望把自己逼上绝路，我不希望手里再有一个子，我害怕再度陷入赌博的深渊。就这样，我身无分文，没有怀表，不抱梦想的从欧洲扬帆远航。我们的船驶出港口的时候，我并不特别忧伤，我坐在甲板上，望着南十字星座和棕榈树，感受着潮湿的海风，在回忆中捕捉着某个女人的身影，直到夜色把自己吞噬殆尽……
伦敦的夜晚远比白天要光鲜，女人用薄如蝉翼的绸衣包裹住丰满的胴体，街道由于雾气的熏染变得湿漉漉的，反射出道旁迷离的灯光。我在这样的夜色中兜兜转转，想着过去，想着未来，而把今天支付给这张着血盆大口的城市。一再迷茫，一再放任自流的代价是金钱的不断流失。纸终包不住火，我微不足道的补救已无法填补经济上的破洞，事情败露后，整个的大学都闹得沸沸扬扬。多亏我一个叔叔暗中打点，使我提前拿到本不该属于我的大学文凭。在伦敦难以容身的我在父亲的要求下独自前往印度担任当地的医务官和法医，父亲指望着这里丰厚的退休金和可观的家属福利，而我则渴望着一个逃离伦敦，逃离当下生活的理由。
和白衣一样，我通过荷兰殖民政府来到印度，他们预支给应招者一笔钱。我当时立刻想到，这必定不会是什么好差事，所以才预先给钱。我知道在这闷热，贫穷的热带牢笼里，死人坟墓上的十字架数目的增长比英国快上三倍。可是人年少时，总期盼着改变。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多加选择的余地。我乘车前往鹿特丹，签了十年的合同，拿了一大叠钞票，一半偿还我的债务，另一半寄给我的父亲和叔叔，我似乎渴望把自己逼上绝路，我不希望手里再有一个子，我害怕再度陷入赌博的深渊。就这样，我身无分文，没有怀表，不抱梦想的从欧洲扬帆远航。我们的船驶出港口的时候，我并不特别忧伤，我坐在甲板上，望着南十字星座和棕榈树，感受着潮湿的海风，在回忆中捕捉着某个女人的身影，直到夜色把自己吞噬殆尽……
冰葱和冰酒是kaitos(?)的过去麽。。。
3P怎么样酒葱冰我被调到了一个小镇上，而不是到泗水或坎普尔那样有人，有俱乐部，有高尔夫球，有书，有报的城市里去。在这个地方，离开最近的一个城市也有两天的路程。有那么几个既无聊又干瘦的官员，几个欧亚混血儿，我就成天跟这些人厮混，除此之外，远近只有树林，丛莽和沼泽。或许是这鬼地方实在缺乏娱乐性，或许是被污浊闷热的空气抽走情绪，我的嗜赌症再没发挥出它的威力。
日常生活被浓缩在几个点上，刚开始，我努力给自己安排事情来做，我翻出在伦敦的资料和笔记，在昏黄色的房间里翻弄，使自己不至于萎靡不振。可是在对陌生场所的新鲜感还没有耗完的时候，这样做还行，不久我就委顿了。这里的女人和我的审美颇有出入，更别提当你走在大街上或在做什么事时，她们投来的那种夹杂敌意的谄媚的眼光了。所以，除了偶尔的泄欲以外，在女人身上找不到乐子。而仅有的几个欧洲人都长着一样的嘴脸，叫人看了厌烦，仅能作为发牢骚和被发牢骚的对象。我没事就喝酒，胡思乱想，我在墙壁上画正字，盘算着时间的流失。只要熬过这十年，那时我已接近三十岁……我能拿到一笔退休金，刨去给家人的部分，我能回到欧洲。我不要回家，也不要回伦敦，我想用这笔钱来开始一场漫长的旅行，或许能在途中再次遇到她……不过她大概认不出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的中年人了……
认识白衣是在我在印度生活的第五年。那时，我成天干坐在我潮湿的小屋里，就像一只蜘蛛呆在蛛网上，好几个月，一动不动。雨季刚刚过去，已经一连几个星期，雨水拍打着屋顶。我没有工作可干，就这样闷在屋里。街上没有一个欧洲人，也没有人拜访我。我情绪低落，开始日夜思念欧洲的阳光普照。我记得我当时正坐着看一张地图，梦想着进行种种旅行。突然，有人使劲地敲门。站在外面的是
一个听差，他惊讶的瞪圆了眼，比划着手脚说：有位白人来了，也是个医生。
我嚯的站起，可是刚举步又猛地退了回来。我胡乱披了一件外衣罩住身上皱皱巴巴的衬衫，又捋了捋头发，才用手推开门。这时正在一旁等候的来访者就是白衣。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这么干净，简洁的白人了。要知道，在这个鬼地方，无论是人还是空气都带着灰蒙蒙的霉臭味，时间也仿佛在死水里静止不前。而他就这么站在那儿，整个人都带有无机质的冷色调，和灰黄色的走廊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挠了挠头，想向他问好，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他和我在这里见过的那些惫懒如猪猡的欧洲人如此不同，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呃，怎么说呢，有知识，有教养的气质。正当我搜肠刮肚地寻找我在英国所接触到的高雅词汇时，白衣却主动伸出一只手来：“您好，塞恩先生。”一口流利的英语，声线低沉，不带感情。我迟疑了一下，也伸出手来，由于在印度常年吸食自制的烟叶，我的手被染上了植物特有的那种难以消退的黄色，和白衣苍白而骨节分明的手形成颇为鲜明的对比。
“您是——”，他轻轻握住我的手，象征性地摇了摇便迅速放开。
“我叫怀特，怀特.费恩。从拉克哈诺（贫瘠的印度村庄）来，作为您的下属。”
下属……，我这时才蒙眬记起在几个月前，曾有人和我说过将有一个医师从另外一个村子被调来。按照我当时的想象，来的多半是那种连胶囊都没见过的毛手毛脚的印度小子或靠偶像和牛尿来安抚病人的赤脚医生，因此除了厌烦毫无其他情绪。而眼前这个人，无论是高挑的身材，还是整洁的衣着都给我一种重新回到欧洲的错觉。
*TBC*
PS.感谢楼上各位看官的关注，虽然写的不好，但我会坚持更文，你们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关于酒，葱，冰的关系，暂时不太方便剧透，请大家继续关注情节发展。
今晚或许还有一更，但时间会很晚（估计是凌晨）
我把白衣让进屋子，通过简短的交谈，我知道白衣是日耳曼人的血统，遭遇某个事件后，出于某种情绪来到印度担当医师并被分配到一个名叫拉克哈诺的村子，已经在那儿生活了五年。本来他就要在那个村子里度过在印度的全部岁月（他和我一样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合同），却恰好赶上一位欧洲的官员在那村子驱车出巡的时候翻车压断了腿，白衣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给他做了手术，他出色的医疗技术就此被政府挖掘出来，把他从拉克哈诺调到我这个离他们更近些也相对要开通些的地方来。而概括的来讲，他未来的工作性质和内容却几乎和我完全一样，而所谓的上下级关系也仅限于我比他多一层地方法医的职务。我们这种工作平时就是在房间或医务站呆着，等待着我们数量极为有限的顾客（当地居民鲜有人能支付西医的医疗费用，所以大多数来就医的人都是附近地区的殖民者或家属）因为无法适应当地的气候或生活条件而上门拜访；只有在像排灯节这样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才能被分配到明确的任务，比如防控瘟疫这种做了也毫无意义的事……
白衣话不多，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对于我的问题总是采用最简练的回答。坐一会儿后，便提出告辞。临走前，他留给我一些个人资料，又微微鞠了一躬才走出门去。我靠在门框上，听着他的皮鞋压着木地板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在走廊里久久回响。
送走白衣后，我躺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翻弄他给我的资料。不得不说，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就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想想看，一个德国正统医学士，虽然比我年长些，但仍处于开拓事业的年纪，就这么在印度莫名其妙的白白耗了五年。而最让我费解的是他身上的那种置之度外的疏离的气质：在这样一个脏乱，原始的热带村庄，没有剧院，没有酒吧，甚至无法同一个和你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人说话，在这种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是如何保有那种只有在高度文明的社会长期生活的人才特有的气质呢？我从沙发上爬起来，瞥了一眼自己印在窗玻璃上的影子，不由得有些相形自惭：过长的刘海由于潮湿的空气歪七扭八的贴在额头上，胡子大概有一个月没刮了，摸上去刺扎扎的，我用指肚轻轻摩擦着脸颊，突然觉得生活中有了可以期待的事物。
如果一定要形容这种期盼的感觉的话，似乎很像我在伦敦赌瘾发作的样子。
我本来还要在这里再生活五年，是没人交流，继续独自腐烂地生活五年。但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了，既是欧洲人，又和我年纪相仿；我可以和他一起工作五年，我可以和他一起喝喝酒，谈谈蒸汽机，缅怀一下我们各自在欧洲的少年时代。这将不同于我在此逝去的之前的那五年……或许，我能从这个人身上感染上些许动力，或许，我能有一种新的活法……
渴望和这样一个人接触，渴望和这样一个人交流。
第二次见到白衣则是第二天晚上的事了，我建议我们医务站的那几位干事到白衣的宿舍进行一次拜访。临出门前，我刮了胡子，烧开水擦洗了身子，甚至换上我在伦敦求学时常穿的黑西服，我照着镜子，恍惚间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少年时代，而将要见面似乎不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共事者，而是一位要为我批改论文的大学教授。
由于缺乏矿产，这个地方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非常差，除了殖民政府周遭和主要干线外，这个镇子几乎没有像样的道路。我们几个人坐着牛车颠簸近半个时辰才到达白衣位于郊外的宿舍。用木板和树蕨搭建的小屋被孤零零的遮蔽在闷湿的树林深处。夜色是群青色的一团，而作为唯一光源的房廊上用钢丝吊起的小灯泡却被一群黑压压的蚊虫围绕着，昏黄的灯光在树林的雾气里摇摇晃晃，叫人心生烦闷。和外面的景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屋内整齐的摆设。让我来形容的话，在这种环境下，这种整洁几乎让人感到不舒服:房间的一角放着几把旧藤椅，椅面由于长时间的摩擦而显得油亮亮的，木质的大书柜纤尘不染，上面没有一本娱乐性质的杂志，整整齐齐的落着几摞卷宗，每摞的旁边都用胶布贴上了相应的标签。灰绿色的单人床横在窗边，上面搭着磨光的竹席和叠好的棉被。
白衣的态度仍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礼数周全却带着疏离。我努力的寻找话题，却总被白衣用极其简练而公式的客套话转移方向或从中打断。于是我们几个大男人就这样表情尴尬地面对面挤在白衣狭小的房间里，无力地任由气氛一分一秒地不断冷下去。又枯坐一会儿，白衣便以天色已晚为由请我们离开。我观察着白衣的神色和说辞，心里隐隐的别扭，就像我看不起这里其他那几位呆板无聊的干事一样，我估计我们几个人在白衣心里的形象也没高到哪去。这是我不愿面对的，我期待着能和一个有文化的人交流，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在对方心里占有一个同等的位置。
而其他人也早就对这种冷清尴尬的气氛极端不耐烦了，一个个都急于离开。白衣的话刚好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于是那几位干事便装模作样地挂上那种角度很大的微笑，又客套几句就争先恐后地走出门去。我却有些不愿挪步，因为这次拜访并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就像是赌徒握着筹码，却被工作人员拒之门外，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桌台发呆。我慢慢挪向门前，想要和白衣说些什么，我想向他表达出我和这些人的不同，想要为下一次的见面寻求一个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