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教育家。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

个人简介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
　　六岁入私塾，十二岁入绍兴中西学堂。1899年随家迁往上海，入天主教学校读英文。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起，举家迁回余姚，在余姚城某校习英文、算术。1901年，到杭州一教会学校习英文，后因学习全体学生离校。1902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学院），改名梦麟。1903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次年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办《新教育》月刊。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兼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商科）校长（建国后改名杭州商业学校，即现在的浙江工商大学）。还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在台经历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地区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主要成就及著作
　　蒋梦麟从事教育事业多年，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运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历代教育原则，并且与西方文化中的相同事例进行比较分析。其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认为二十世纪的学术为科学教育，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在教育行政方面，主张推行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补习教育、大学及专门教育、童子军教育并重。在教育内容方面，主张发展个性，注重美感教育和体育，注重科学知识的传输、职业陶冶和公民训练。提倡平民主义，主张培养独立不移之精神，健全之精神，精确明晰之思考力，发展个性，培养专才。
　　主要著作有：《西潮》（英文自传，后译为中文）、《孟邻文存》、《谈学问》、《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新潮》等。
　　主要论文：《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博士论文）、《高等学术为教育之基础》、《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改变人生的态度》、《和平与教育》、《新旧与调和》等。

　“对本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易”
　　蒋梦麟1886年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在旧式家塾中启蒙，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父亲觉得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就把蒋梦麟送到离村约40里的绍兴府，进中西学堂。这年蒋梦麟11岁。这是蒋梦麟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他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而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也是在这里，他遇到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蒋梦麟入学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这是蔡元培任职于新式学校的开始。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上世纪20年代，他代理北大校务，十分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绩。把《科学概论》作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理科各系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评议会”与“选科制”
　　蒋梦麟在北大的功业，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代蔡元培任校长开始的。此后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临夹在顽固强硬的政府与热情激进的学生之间的困境。
　　蔡元培离京，北大的校务委托胡适等人负责主持。胡适在内外夹攻中疲于应付，深知蔡元培与蒋梦麟关系非同寻常，致函蒋梦麟劝驾。7月14日，蔡元培约蒋梦麟自上海到杭州，一起游览花坞。雨起，蒋梦麟与汤尔和留下晚餐。蔡元培在餐会上接受汤尔和的建议，决定由蒋梦麟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学校事务。

　　蒋梦麟一行从杭州北上抵达北大，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不过，与其说是欢迎蒋梦麟，不如说是欢迎蔡元培。在北大毫无根基的蒋，此时只是蔡的影子。
　　当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然而，就是这个“按印子”的人，从1919年到1926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且长期担任总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经历过五四辞职风波的蔡元培，更加主张“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本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构想，蒋梦麟具体实施建立新的行政组织，其中评议会为北大首创。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立法机关，会员中包括由教授互选而产生的教授代表，目的是让教授有参与学校治理的机会。
　　由蔡元培提倡，蒋梦麟贯彻实施而得以在北大出现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风，在日后的西南联大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研究西南联大历史30多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易社强(JohnIsrael)就认为，西南联大不能说是“空前”，因为它接受的是北大蔡元培的影响，也受到清华、南开的影响。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北大在此项改革上也可算是开“风气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
　　杜威的教育理念强调个性的发展。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是杜威教育理论当年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直接影响之一，而胡适、蒋梦麟、陶知行等这批杜威门生对此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这回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
　　“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就比较容易。”何兆武说。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辞旧聘新”与民主意识
　　1930年，蒋梦麟受蒋介石之聘，再次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经过军阀连年混战的摧残，此时的北大已经是一个“烂摊子”。
　　由于经费拮据，教授四处兼课，往往一人每周兼课到40小时。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名气大，在五个大学有兼职，钱钟书就是他在清华兼课时的学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形容那段时间“教授根本就没有心思教书，比早几年下海还厉害。”
　　蔡元培曾经倡导的评议会，此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成了借民主谋私利的地方。为了自己的“饭碗”稳定，评议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

　　“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
　　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钱穆回忆可见一斑，“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下，蒋梦麟得以聘请最好的教授。他主持北大后第一次聘请的研究教授共15人，理学院包括丁文江、李四光等8人，文学院包括周作人、徐志摩等5人，法学院包括刘志易等2人。

　　与陈独秀的交往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尽管这对“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