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往往是脆弱的，恰如《东林悲风》中所说，文人何其柔弱无力，他们所仅有的也就是那么一点“骨气”，而所谓的“骨气”亦不过两点：一为脊梁骨，二为喉骨。余先生在自序中也说：“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然而他依然选择了走出书房，不，应该称为走出了“象牙塔”更为准确。在自序中，余先生借用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指出了长期困守书房的危害，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狭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
科林伍德的这番论断颇有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味道，但我也知道这不足为奇，伟大而明智的人往往心有灵犀。于是，带着不达目的誓不回头的觉悟，余秋雨先生毅然选择了“叛逃”，化用当年余先生写过的一篇文章的名字，我称之为“余秋雨突围”。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远了，这个理由渐渐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