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大家参考辨识。

汉服运动对当代儒学复兴具有某种补充意义。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的思想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蒋庆先生指出，心性儒学忽视了儒学的政治层面，从而导致儒学在政治领域的无作为。政治领域是生活世界文化政治性的核心场域，只有政治儒学才能使得中国总体政教免于彻底的西化。蒋庆先生指出：“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伟大文化都曾积极地去制定文物典章制度，建立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但是，以此来衡量当代新儒家，我们发现，当代新儒家只能在生命中透显出天道性理，而未能将此天道性理落实到中国社会，因而不能在中国建成体现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鉴于此，我们不能不说新儒家代表的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化，不能不沉痛地指出新儒家面临着衰亡的危险！用儒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新儒学未能开出新外王，仍然有可能成为‘绝学’”。【1】

然而，蒋庆先生所谓的“文物典章制度”，实际上只是政治法律制度。蒋庆先生指出：“政治儒学认为人性是不善，自然的人性中缺乏足够抵抗人性之恶的力量，要抵抗人性之恶，就需要援以外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即文物典章制度。”【2】
在历代会典中，政治法律制度，只是文物典章制度的一部分。忽视“文物”的恢复，是与政治儒学的要义相左的。正如蒋庆先生指出的：“一旦离开了现实生活，天道性理就变成了抽象的观念，从而成为无用之物。”【3】如果将文物典章制度的范围局限在政治法律方面，显然不足以将天道性理充分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法律是现实生活中政教文化根本品质的症结点，但是却不足以替代生活中日用而不知的文物和典章。

汉服复兴运动是以草根为主推动起来的，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汉服复兴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别在于，流行文化依赖于时代品味的变化，其参与者常常是无意识的。汉服运动因为缺少知识阶层的广泛参与，这场运动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话语权，但其真正参与者，大部分有着充分的文化自觉。其眼光是“向上看的”。意思是，当代的国学复兴，某种程度上是假借“传统”的口号，而所谓传统实际上又是某种暧昧不清的大杂烩，其基本想象是以民俗和前现代生活方式为基准的。“国学”的定义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所谓国学并不是某种严肃的学问，而毋宁说是某种暧昧不清的时代品味使然，与一般人所理解的“传统”有着结构上的相似。

汉服复兴运动则非但没有这么时髦，而且承受着相当的自我解释的思想负担和使命感。其直接目标是复兴以汉服为焦点的“文物典章”，其文化目标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生态。汉服运动虽然以“华夷之辨”的民族自觉为特征之一，但是这种华夷之辨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区别在于，其基本关怀正是蒋庆先生所关怀的“中国性”。蒋庆先生认为，中国政教的威胁在于西化，而汉服运动则将西化作为“华夷之辨”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汉服运动因为其草根品质而未能够提出关乎今日中国发展目标的大主题，其与吾道是互为表里的。其更大的发展，也需要知识阶层的实际参与和“背书”。

【注释】
【1】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3页。
【2】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1页。
【3】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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