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头苦干”的湖南新诗
易彬
长沙曾经是新时期文艺的策源地。策划者是诗人彭燕郊。
早在1980年左右，文革雾霾还未消散，混沌初开未开之际，彭燕郊即向湖南本土的出版社提出了出版一套“概括五四以来外国主要名诗人的诗和中国的名译”的构想，这即是稍后出版的大型外国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数年之内，彭燕郊还策动或主持了外国文学译介图书“散文译丛”，先后以《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之名出版了外国现代诗歌翻译丛刊，“犀牛丛书”，“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外国诗大辞典》（未出版）等等。
现在看来，这番景象早已成传说。彭燕郊不过一介书生，非出版界人士，也非任教于著名学府，所掌握的所谓出版资源或文化资本相当之有限，个人经济状况也相当之一般；而且，新时期之初，彭已是花甲之年，身体状况始终不好，须长年看病、服药。
彭燕郊其实是福建人，1950年来长沙，从此他乡即故乡，居留湖南近60年。他被视为长沙的文化地标式人物，登门拜访的人士常年不绝。那些真正亲近他的人，能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于书、对于写作、对于创造的痴迷。我亦常混迹其中，聆听教诲，自觉受益匪浅。因此，我也愿意将这样一副“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形象视为当代湖南新诗的重要表征。新时期以来，诗坛纷繁热闹，湖南诗坛始终较为沉寂，但埋头写作的也并不在少数。
也得说说那些在湖南度过少年或青年时期但长年漂泊在外的诗人。1980年代前期，在长沙读完大学的张枣，后来在回顾写作生涯时却特别标举了一种孤独的情绪：“在湖南我觉得无限孤独，但我又是那么狂热的一个诗人”，“实在是太孤独，特别想离开那个地方”。这样也就有了“顶着诗歌的风暴入川”的说法（柏桦）。还有昌耀，少年时怀着不可遏制的冲动报名参军，硬是佯装睡着了而狠心离别前来寻他的母亲，不想从此就是永诀。逝世之后，昌耀终于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重回故乡。昌耀墓现立于桃源县三阳镇红岩垱村，完全是乡村土墓的样式，道阻且长，但慕名前往的拜祭者常有人在。
看起来，地理挪移发生了特别的效应——古人讲究游历，所谓“周览天下”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当下的知识理念来看，这就是中国诗歌传统之中“诗歌地理”的效应，对于诗歌经验的获取、诗歌美学的生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湖南诗人不断地“奔赴他乡”，也是现代中国以来的特殊风景。但昌耀、张枣等湖南诗人如今名满天下，靠的不是诗集的厚度或社会活动的广度，而是那样一种“以认真到近乎痴的努力”来写作的精神——由来已久的中国古典艺术精神。
有了彭燕郊、昌耀、张枣这样的标杆式人物，当代湖南诗歌的厚度是毋庸置疑的。但因为篇幅关系，这里无意全面评述湖南当代新诗的发展全局。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网上搜搜吴昕孺的《湖南诗歌地图及其说明》、吴投文的《湖湘文化的诗性抒写——当代湖南诗歌的整体考察》以及本人所写的《湖南新诗的“百年大典”》等文。
本辑“湖南诗歌地理”选入了20余位活跃在湖南本土的诗人，60后、70后居多，也有80后和90后，这是李荣先生的看法。选入谢小青、玉珍等年轻诗人，显示了他的眼光。一个专辑的涵盖面当然有限，挂一漏万，总有好诗和好诗人被遗漏。但其意义也是显在的，它是湖南诗歌实绩的一次体现，也可说是湖南诗歌以某种整体形象融入中国诗歌大格局的一次努力——说到湖南新诗形象，有的朋友或许已经注意到：2012年底以来，湖南本土诗坛的热度骤然提升，“湘诗会”、“首届湖广诗会”、“天下梅山·白红雪诗歌研讨会”、中国当代诗歌奖（2011-2012）颁奖盛典暨长沙九诗人诗歌研讨会、首届金迪诗歌奖等等活动，《明天》、《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诗品》等等大型出版物先后推出，一时之间，各界人士云集湖南，好不热闹。
活动与出版的热度不妨视为诗歌发展的积极信号，但也可能沦为这个快速的、平面的、不断繁殖的时代里的泡沫或碎渣。张枣说：“我对这个时代最大的感受就是丢失……丢失了宇宙，丢失了与大地的触摸，最重要的是丢失了一种表情……梦想一种复得，是我诗歌中的隐秘动机，我追求浪费和缓慢，其他一切都不令我激动，都是悲哀。”作为一名读者，一名诗歌爱好者，我还是更期待孤独的写作者，“埋头苦干”的写作者，期待那些书写表情、大地和宇宙的诗篇。
易彬
长沙曾经是新时期文艺的策源地。策划者是诗人彭燕郊。
早在1980年左右，文革雾霾还未消散，混沌初开未开之际，彭燕郊即向湖南本土的出版社提出了出版一套“概括五四以来外国主要名诗人的诗和中国的名译”的构想，这即是稍后出版的大型外国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数年之内，彭燕郊还策动或主持了外国文学译介图书“散文译丛”，先后以《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之名出版了外国现代诗歌翻译丛刊，“犀牛丛书”，“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外国诗大辞典》（未出版）等等。
现在看来，这番景象早已成传说。彭燕郊不过一介书生，非出版界人士，也非任教于著名学府，所掌握的所谓出版资源或文化资本相当之有限，个人经济状况也相当之一般；而且，新时期之初，彭已是花甲之年，身体状况始终不好，须长年看病、服药。
彭燕郊其实是福建人，1950年来长沙，从此他乡即故乡，居留湖南近60年。他被视为长沙的文化地标式人物，登门拜访的人士常年不绝。那些真正亲近他的人，能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于书、对于写作、对于创造的痴迷。我亦常混迹其中，聆听教诲，自觉受益匪浅。因此，我也愿意将这样一副“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形象视为当代湖南新诗的重要表征。新时期以来，诗坛纷繁热闹，湖南诗坛始终较为沉寂，但埋头写作的也并不在少数。
也得说说那些在湖南度过少年或青年时期但长年漂泊在外的诗人。1980年代前期，在长沙读完大学的张枣，后来在回顾写作生涯时却特别标举了一种孤独的情绪：“在湖南我觉得无限孤独，但我又是那么狂热的一个诗人”，“实在是太孤独，特别想离开那个地方”。这样也就有了“顶着诗歌的风暴入川”的说法（柏桦）。还有昌耀，少年时怀着不可遏制的冲动报名参军，硬是佯装睡着了而狠心离别前来寻他的母亲，不想从此就是永诀。逝世之后，昌耀终于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重回故乡。昌耀墓现立于桃源县三阳镇红岩垱村，完全是乡村土墓的样式，道阻且长，但慕名前往的拜祭者常有人在。
看起来，地理挪移发生了特别的效应——古人讲究游历，所谓“周览天下”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当下的知识理念来看，这就是中国诗歌传统之中“诗歌地理”的效应，对于诗歌经验的获取、诗歌美学的生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湖南诗人不断地“奔赴他乡”，也是现代中国以来的特殊风景。但昌耀、张枣等湖南诗人如今名满天下，靠的不是诗集的厚度或社会活动的广度，而是那样一种“以认真到近乎痴的努力”来写作的精神——由来已久的中国古典艺术精神。
有了彭燕郊、昌耀、张枣这样的标杆式人物，当代湖南诗歌的厚度是毋庸置疑的。但因为篇幅关系，这里无意全面评述湖南当代新诗的发展全局。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网上搜搜吴昕孺的《湖南诗歌地图及其说明》、吴投文的《湖湘文化的诗性抒写——当代湖南诗歌的整体考察》以及本人所写的《湖南新诗的“百年大典”》等文。
本辑“湖南诗歌地理”选入了20余位活跃在湖南本土的诗人，60后、70后居多，也有80后和90后，这是李荣先生的看法。选入谢小青、玉珍等年轻诗人，显示了他的眼光。一个专辑的涵盖面当然有限，挂一漏万，总有好诗和好诗人被遗漏。但其意义也是显在的，它是湖南诗歌实绩的一次体现，也可说是湖南诗歌以某种整体形象融入中国诗歌大格局的一次努力——说到湖南新诗形象，有的朋友或许已经注意到：2012年底以来，湖南本土诗坛的热度骤然提升，“湘诗会”、“首届湖广诗会”、“天下梅山·白红雪诗歌研讨会”、中国当代诗歌奖（2011-2012）颁奖盛典暨长沙九诗人诗歌研讨会、首届金迪诗歌奖等等活动，《明天》、《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诗品》等等大型出版物先后推出，一时之间，各界人士云集湖南，好不热闹。
活动与出版的热度不妨视为诗歌发展的积极信号，但也可能沦为这个快速的、平面的、不断繁殖的时代里的泡沫或碎渣。张枣说：“我对这个时代最大的感受就是丢失……丢失了宇宙，丢失了与大地的触摸，最重要的是丢失了一种表情……梦想一种复得，是我诗歌中的隐秘动机，我追求浪费和缓慢，其他一切都不令我激动，都是悲哀。”作为一名读者，一名诗歌爱好者，我还是更期待孤独的写作者，“埋头苦干”的写作者，期待那些书写表情、大地和宇宙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