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孩子么？”15年间，苏德琦始终都在解答这道“是非题”，回答了共约58000次。
　　一个问题，两个选项，却承载着约58000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事实上，即使是陌生人之间，99.99%的遗传密码序列都相同，但正是这万分之一的差别，隐藏起家庭中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远比生死事件更复杂
　　然而，“我不过是揭开谜底的那个人”
　　这位名叫“苏德琦”的创造了很多个“冠军”：中国第一批职业DNA鉴定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第亲子鉴定机构-上海亲子鉴定中心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创建国内首个公益性的寻亲DNA数据库……
　　十五年间专注于亲子鉴定的她，还被媒体称作“亲子鉴定第一人”。
　　只不过，在从法医转行前，苏德琦不曾想到，现在做的这道“是非题”远比她从前在生死事件中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
　　2003年，第一例DNA亲子鉴定委托就让她明白了这点。
　　委托人是一位孕妇。久婚未育，却在一次“意外”出轨后怀孕了。她不知道腹中的孩子是丈夫的还是情人的。由于这名女子怀孕仅两个多月，DNA样本采集非常困难。很多种办法都尝试了，但都没有成功。苏德琦建议她，先不要堕胎，因为她可能以后都没机会再怀孕了。这位女性答应再想想，可不久后苏德琦就接到电话。她说自己已经把孩子打掉，因为不能留下后患。这种无奈和担心在苏德琦心里停留了很久。
　　2005年2月，国家将包括DNA亲子鉴定在内的司法业务，向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放开。是不是能做？该不该做？准不准确？当司法鉴定成为一门“生意”，种种非议接踵而来。
　　苏德琦至今记得2006年前后，舆论都在批评说亲子鉴定会引发社会问题。有电视台曾经邀请苏德琦作为嘉宾讨论“父亲是不是应该偷偷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节目现场火药味十足。她的观点是：为什么不能？而反方却说亲子鉴定本身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缺失，忽视了母亲的权益等等。
　　苏德琦暗地里想：三年之后应该就没人争论了。她坚持认为：DNA亲子鉴定只是一项技术，和道德无关，不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看待一项技术。
　　她经常这么告诉自己：我能做的就是真实，实实在在的结果保护了这项技术，也保护了鉴定师这个职业。
　　有时，会有委托人要求上海亲子鉴定中心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造假的鉴定书。曾有一对男女带着孩子来上海亲子鉴定中心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做亲子鉴定，而当苏德琦将最终结果告诉他们时，那个肯定的结果却让女子出乎预料地痛哭起来。其实，男子并不是她丈夫。女子请求苏德琦，希望下周她丈夫来做鉴定时，中心能出具一个假的鉴定结果，就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一个假的鉴定结果，我要这么做了，是挽救了她的家庭；我要是不这么做，等于是我毁了这个家？”犹豫、挣扎之后，苏德琦没有答应这名女子的请求。
　　目前，每年委托案例中非婚生比例有所下降，但始终高于20%。而20%的数据，对邓亚军而言，指向的并非每个个案的道德是非，而是她的压力。
　　“你又破坏了多少个家庭？”朋友见面的时候，难免用这个话题打趣。
　　“我不过是揭开谜底的那个人。我唯一不能承受的底线是违背公正地出具错误的鉴定结果。”
　　苏德琦是对的。在各种各样的案例中，尽管结果难免残酷，但有时并不妨碍一个幸福的结局。
　　曾经有位父亲登门造访，他说我的孩子16岁了，但我总是怀疑这不是我的孩子。不出所料，鉴定结果证明养了16年的儿子并非亲生。拿着一纸鉴定书，这位父亲呆坐在接待室里缓不过神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养亲比血缘更亲。他最终决定不把鉴定书带回家，希望能存放在上海亲子鉴定中心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他在有生之年都不说出这个秘密。“等我死了，如果儿子愿意，可以来查。”
　　苏德琦说，人们各自选择以什么方式对待婚姻是不能预料的，但是作为一个健全、独立的人，知道真相应该要比一辈子都被瞒在鼓里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