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之懈是个正史中有记载的人物。他虽然也是个“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但行事却为明末士林所不齿。天启时，他曾依附阉党魏忠贤，《明史·倪元璐传》载，“孙之獬，忠贤党也”，崇祯帝下令将阉党所编《三朝要典》焚毁，他“闻之诣阁大哭，天下笑之”。明末动乱中，他散尽家财，在家乡山东淄川组织一帮人，帮助当时在山东进行招抚的侍郎王鳌永抗拒农民军，山东巡抚方大猷将他的“事迹”上报给刚刚入关的清廷，于是他奉召入京，成为新王朝的礼部左侍郎。关于他向清廷提议，令天下人剃发易服这事，清代官修诸书并无记载，《清史稿·孙之獬传》亦未提及。倒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流传很广的文人笔记《研堂见闻杂记》中有较明确的记载，《清稗类钞》也有“孙之獬改装”一条，两条记录内容相近而前者较详。大致是说，入关初，清廷并未下决心改变汉人服饰，朝堂之上，各自旧服，分班而立，孙之獬为了向多尔衮表示忠诚，自己带头剃了头，穿了旗人的服装，并说自己家人老小也都改了发式服装。结果，上朝时，他想站到满臣一列中，满臣以他是汉人而不准，他要站到汉臣一列中，汉臣以他穿的是满装而不容他。他一怒之下，向顺治帝上奏，说这种情况，“是陛下从中国，而非中国从陛下也。”多尔衮看了奏疏，大为激赏，于是下令天下剃发易服，命中国南方各地军民人等一律剃发，改从满人服饰发型，否则军法从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个引发千万人流血死亡的歹毒主意都是由于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孙氏“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研堂见闻杂记》一书，为清初山东文人所作，原来流传不广，辛亥革命时编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痛史”中，流播渐广。初版署名作者为“娄东无名氏”，后经学者考证，作者为与孙之獬同乡的王家桢。该书记载清初历史变迁中的许多事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但具体到孙之獬疏请令天下剃发一事来看，其真实性却颇可质疑。

　　首先，剃发一事为引发各地民众激烈反抗的政策，既然有汉人提出此事，清廷可免去此项罪名，官书中当会有所记载，甚至应该大肆渲染，但官书中对此却没有记载。

　　其次，就史实而言，早在清入关前，努尔哈赤就曾制定了清朝服饰的基本原则，皇太极更是从总结民族统治的经验的角度，制定了入关以后，满人不得学习汉人服饰的规章，他说：当年金朝人入关，改变了祖宗的服制，学习汉人的服饰，长时间难以恢复，我们以骑射为本，如果学习汉人服饰，“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怎么能打仗？今后世代子孙不得变更祖制。可以这么讲，入关以前，对于满人不学汉装的问题，已经上升到统治能否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认识了，也为入关后下令汉人剃发易服打下了伏笔。

　　再者，从关外时期的情况来看，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后金及清政权打下辽沈诸地，均令当地军民人等剃发。可见剃发是从关外时期就已形成了的定制，并非始自于入关以后。以《清实录》所载，清军攻入山海关，亦令城内军民剃发，以示归顺。进一步，顺治元年四月(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后，兵锋直指北京，当时即令各地逃亡百姓“各还乡里剃发迎降”。五月，师入通州，“知州率百姓迎降，谕令剃发。”可以这么说，进入内地以前，“剃发”就已成为一项既定政策。

　　当月，清军进入北京，立即颁布剃发之令：
　　“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各处城堡着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其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丹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又：“凡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

　　以是观之，清军入关，沿途下令军民人等剃发，而此时孙之獬仍在山东乡间，并无首倡剃发之可能。剃发令并非源自汉族官员孙之獬，当无疑义。至于为什么到次年六月下令严格执行剃发之令，清廷也作了解释，《东华录》载，顺治二年六月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所以不即划一，听令自便，盖欲天下大定，始行此制”，可见此事也与孙之獬无关。

　　那么，剃发令这样一件大事，怎么张冠李戴地转到孙之獬的名下了呢？文人笔记，民间传言，虽非信史，亦略有痕迹可循。孙之獬在明末党争中，依附阉党，为士林不齿，至清廷入主，为朝中率先剃发者之一，又于严令剃发之当月，与陈名夏、金之俊等人同时得到“红纱蟒衣一袭”，而且此人也确有“举家男妇、皆效满装”之举。《清史稿·冯铨传》中说，冯铨与孙之獬、李若琳等人“皆先剃发”，而且孙之獬合家“男妇并改满装”，以至引起“诸臣遂谋陷害”。传至民间，至有张冠李戴，将剃发令的产生归罪于孙之獬。传至民间，至有张冠李戴，家乡文人，痛恨小人，行诸文字，乃至谬传后世。

　　孙之獬有不少小人行径，的确不假，但他毫不掩饰，比如明知崇祯已下令销毁《三朝要典》，他竟敢当众痛哭，也算是个“真小人”。孙之獬这人的立场，倒也是非常坚定。曾有被清军俘获明臣，誓死效忠于崇祯，孙氏嘲笑说：“就崇祯这么个人也值得你去效死？”在清廷做官约三年时间，他曾就宦官问题、官员结党问题等事上疏，特别是他曾就家乡淄川县减免赋税一事专门上疏，也算敢于直言。在对待农民军问题上，他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入新朝廷做官前，他散尽家赀，为镇压农民军出力。顺治四年，革职乡居的孙之獬被李自成旧部和抗清农民军所获，农民军曾试图利用这个曾中过进士的文人，可他就是坚决不从，以至民军对他用尽刑法，仍不愿降。农民军当着他的面杀死他的孙子、孙媳，他破口大骂，以至最后被“五毒备下，缝口支解”而死。孙之獬“合家惨死”后，有人建议清廷按职给他抚恤，也有人提出反对，说他此前已经被解职，不应给恤，最后多尔衮并未批准给他抚恤。

　　清初，降附新主子的明朝旧官成千累百，参与镇压农民军的也所在多有，他既不是带头降清剃发的第一人，在得到“红纱蟒衣”之赐诸人中，他也不是排名第一的人物。但在充满故国之思的文人士大夫笔下，这样一个毫无顾忌，拚命讨好新主子无耻之徒最终被冠以“首倡剃发”之名，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孙之獬的故事是颇耐人寻味的。

　　2、十从十不从的传说
　　明清鼎革以后，满汉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经历了一个从剧烈冲突到长期磨合，进而逐渐融合的过程。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服饰的改变。

　　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抗争与镇压过程中，社会大众普遍求治的要求开始显现出来，人们希望能尽快结束明末以来长期的社会动荡，恢复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于是，妥协最终出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所谓“十从十不从”。

　　“十从不不从”，主要指的是在服饰更改的过程中，准许有一些变通，以利于清朝的统治迅速建立。据说这个十从十不从，是由降清的明臣金之俊与入关时掌握清朝实际权力的多尔衮共同确定的，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载：“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就服饰而言，男人须遵守新朝命令，而女人不一定要遵守；活着的时候要穿满式的服装，而死后入殓时也可以穿汉装；而老人、孩子、和尚道士都可以着明代服装等等。金之俊是明末的一个侍郎，李自成进京时曾降大顺，农民军曾对他进行“拷掠”，即强令他给农民军出粮饷，后来清军来了，他又率先降了清。与孙之獬的故事类似，金之俊是不是向多尔衮提出了这个“十从十不从”的建议，官书和正史都没有记载，文人笔记和野史却言之凿凿。从有清一代的史实来看，对男人的服装发式，是有严格要求的，而对女姓，的确是没有规定的，孩子小时穿前明的服式，也是常见的，老人死后，以明代服饰入殓，在一些地区也成为习惯，寺庙中的和尚、道士也都保留了原来的服装。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国初，人民相传，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之说。故生必时服，死虽古服不禁；成童以上皆时服，而幼孩古服亦无禁；男子从时服，女子犹袭明服。盖自顺治以至宣统，皆然也。”事实上，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以武力为后盾的剃发易服，只扫清了表面的东西，汉民族文化心理上深层的、隐蔽的内容是无法短时期全部改变的。而清统治稳定以后，民族关系渐趋缓和，人民间的交往得以发展，民族融合渐成趋势，服饰文化中“互融”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