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爱说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前东德工人，在西伯利亚谋到一份工作，他知道从那里写信会被检查，所以跟好朋友约好：如果信用蓝墨水写，是真话；如果用红墨水写，就是假话。一个月后，朋友收到西伯利亚来信，是用蓝墨水写的：“这里一切都好：商品齐全，食物充足，公寓很大，有暖气供应，还有很多漂亮女孩想和我恋爱。不过，这里弄不到红墨水。”
这个笑话齐泽克用过几次，中国批评家（如罗岗、孙甘露）也喜欢用。我们本来不知道这封信是真是假，但是没有红墨水（不让撒谎）反而使“真相”可疑，迫使这个故事成了个说假话的典范：写信者最后“似乎”在用密语（红墨水）点明：除了“假话真说”，没有别的挑选。
我觉得，万一这封信的表达方式翻过来，可能更为纠缠：写信者如约，用红墨水，就说明是假的。如果此信全是用红墨水写的，内容依旧，只是最后说“这里弄不到蓝墨水”。此时连“没有蓝墨水”也是红墨水写的。那么西伯利亚并非没有蓝墨水。也就是说：这封信本身可以不说谎但是选择了说谎，用红墨水写“没有蓝墨水”，等于在说“我可以说真话，但此信不是真话”？
本文想问的问题，是虚构表意的边界：任何虚构，究竟是红墨水写的，还是蓝墨水写的？例如电影片头或小说扉页，说“后文都是虚构，制片团队不负法律责任”，这个片头在文本之外，在红蓝墨水的规定之外，所以有法律免责效果。如果算在文本之内，那么它也是虚构的一部分，也是红墨水写成，制片团队对内容就要负法律责任。但是制片团队究竟是否应当对片头也负责任呢？
所以，一种符号表达方式，如果不可能说出假话，也就无法说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