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在每一个学期都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上电影介绍课的时候，我会深入钻研分析每一个特例影片的细节。通常这时候就会有一只手从后排默默地升起来，问我：“咱们是不是分析得太多了，说到底，这不过是部电影。”深呼吸之后，我便开始为我们所做的电影分析进行长篇阔论的辩解。常常在听完五到十分钟的雄辩之后，那位学生的脸上就会露出极度震惊甚至恐慌的，“苍天大地啊我到底做了什么活该承担这些”的表情。
我从来没有因为替电影分析做了即兴辩解而感到兴奋满足，而这些辩解往往强带着攻击性。更糟糕的是，学生们从来不会正经地考虑这问题的复杂性，但我却认为它相当严肃深重。为什么我们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电影这般无足轻重的东西里面发掘新的意义呢？我们难道不是在“过度解读”电影么？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答案，亦或是，它应该有一个以上的答案。作为寻找答案的途径，这篇短文扩展了这段由我的班上那些勇敢无谓，又怀揣着好奇心的学生们引起的对话。

•电影非电报
“好吧，就算导演们真的关心细节。但你觉得你真的理解了她想要表达的么？”
在高中的英语课上，也许你会被要求去探索一篇文学作品的意义，用一句话概括作者的中心思想。于是你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浓缩成了揭露戏剧中道德训导的一句话。（大意是“贪恋权利，腐化人民”）把文学作品或电影简化成要点，让原本的思维游戏变的相当简单。我们只需要了解作者/导演想说什么就够了。
一些导演对这种“中心思想”的概念嗤之以鼻。好莱坞制片人萨缪尔•高德温曾宣称：“如果我想传递一个信息，我应该打电话给西联汇款。”（译者注：世界上领先的特快汇款公司）而现在的问题在于，“交流”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传统理解上，一场对话实际上是一位“发送者”尝试着转达一条“消息”给“接收者”（通常被称作“发送-信息-接收”模式）发送者很清楚她想给接收者传递什么，但她或许无法精准清晰地表述她的信息。接收者尝试着理解，可由于多种原因她也可能误解发送者的信息。通过对比“发送者”的最初意图和“接收者”的最终理解，我们可以衡量整个交流过程的效率。举个例子，如果接收者收到一份求保证金的电报，然后转头就开始汇集必要的资金，那么，一份关于“交流”的成功案例就诞生了。
认为“电影是一门交流”的概念是吸引人的。要看一部电影有多少成效，可以把电影导演的意图和我们的理解做个比较，看我们是否“明白了”。如果观者没有接收到要点，大概是这部电影制作拙劣，亦或是观者少了些悟性。
然而电影，戏剧，小说均非电报——它们极其错综复杂。崭露头角的评论家们首当其冲应该避免的误区，就是认为电影传达的信息可以简单地概括成“懂”，或“不懂”。这么做就是把电影当电报来对待。电影是远比“发送-信息-接收”模式更丰富的一种交流形式。
“行了，那导演不只传递单一要点，她或许还传递了多种要点。只要我们了解要点，那我们就懂了对吗？”
首先，最大的问题在于电影的“作者”是谁。成百上千的人投身于主要电影工作，如果他们都想传递些啥，我们是不是得把所有的意图都考虑进去？那如果有些人做出的贡献（演员，导演，摄影师，制片人）比其他人重要，我们能否把这部电影理解为他们的综合意图？电影的制作团队远比一本书的作者问题来得棘手。
我们简单点来看，假设一部电影的作者/制作者，是在拍摄过程中协调掌控所有决策的人：导演。如果我们理解了他的意图，那我们就“懂了”对吗？如果我们通过采访希区柯克，来了解他在创作《迷魂记》时的灵感和想法，那么我们就扎实掌握了这部电影对吗？
但我们真的能把电影简化为导演的意图么？有时我们不经意就会流露出我们所处时代中的信仰，态度，和假设。希区柯克真的彻底了解自身对于金发女性的态度么，还是在宣传一种他所处的社会普遍认同的信仰？有时我们自己的意识活动会在不经意之间对外流露，加之我们还能在不知不觉中表述个人观点和社会态度。很多人相信，潜意识是在设法表达我们压抑在心底的痛苦。这些紧张情绪，能通过梦境，口误（弗洛伊德式失言）或我们创造的艺术作品，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或许希区柯克并未意识到，他是通过自己对于超然冷酷的女性的痴迷来创作《迷魂记》的。既然人类不能被简化为他们的意识活动，电影也不该被简化成导演的个人意图。
“好了好了，如果我们对导演的意图，她在社会化中的意识形态，以及她潜意识中的忧虑（无可否认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都有了一定了解，那我们就可以有理有据地描述电影想表达什么，对吗？”
如果我们停留在电报的“发送-信息-接收”模式层面上，那我们确实可以。但让我们跳出这个模式——为什么要把观众的视点限制在导演的一部电影里？如果我从一部影片中获得了感想，继而把它应用到我的生活之中，为什么我要和导演核对我收获的感想是否正确？换句话讲，凭什么这部电影的寓意是她说了算，而不是我？
你或许会回答：因为她是导演，这是她的电影。我的回应是：你是观众，这也是你的电影。
如果你暂时不去想“导演给大众传递信息”这一概念，那么观众就需要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品味——而非导演的——来理解电影。这一举措就和导演的理解一样符合逻辑。这意味着电影不仅仅在于一卷胶片本身，而是在于观众和影片互动的效应。
我们越多地学习观影群众如何理解电影，越能发现观者地理解范围之广大。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理解没有导演的理解来得正当合理，那么问题——“电影在社会中是如何运作，创造意义，且提供乐趣”的复杂性则被我们忽视了许多。

• “过度解读”电影
“可是观众们只是在过度解读电影中的东西，对么？”
想想看什么叫“过度解读”电影。你或许会回答：“很简单，就是观众把不存在的东西付诸于电影。”这听上去相当直白，可真的是这样么？
想像你自己在看一部恐怖片。午夜时分，一帮年轻人呆在一个树林深处阴森可怕的小木屋里。一对情侣溜到后面的卧室交媾。迷人的年轻女士决定起身去洗个淋浴，并说她会很快回来。
可你知道她将在几分钟内完蛋。
你是怎么知道的？电影不曾告诉你她会死。相同的事件场景（浪漫田园和诱人爱侣）在爱情片中也会出现，她若洗个澡也不会让你寒毛倒竖。不，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恐怖片观众，你很了解她即将死亡——你已经“过度解读”了这个场景。
就像《惊声尖叫》故事里的人物一样，你明白恐怖片已经从前车之鉴里发展出了一系列不成文的规矩或标准。你们对这些“约定俗成”的认知也在导演的期待之内，她知道如果把女人送去淋浴可以为观众制造紧张气氛。（不！你疯了么！不要去那里！）导演拖延不可避免的事件来掌控观众，因为她知道我们想看女孩被大卸八块，观众的职责就是去过度解读电影，这也符合导演对观众的期待。
电影中一些暗藏的信息，确实需要观众“脑补”，就像恐怖片中的“淋浴定律”。在最基层的电影制作中也会有这种“解读”。当我们看见有人开车离去，而接下去的镜头里，车驶入了另外一条马路，于是我们就知道司机开到了另一个地点——就算电影没有拍出他开车越过小镇，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被电影中清晰摆出的东西所限制，如果我们没有“过度解读”电影，那我们就不能理清电影的基本思路。你是否“过度解读”电影不是你所能选择的——观众始终都在“过度解读”电影。
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任何你所希望的方式来“读”电影。电影中有一定的信息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不认为《夺宝奇兵》讲的是一名勘探考古学家寻找“失落约柜”的故事，那么你肯定遗漏了些什么。如果你认为这是一部有关在北极养蜜蜂的电影，那么你的“解读”显然有悖常情。
在普通的解读（如开车过小镇的例子，可称为推论或揣测）和荒谬的解读（“奇兵就是北极养蜂人”）之间，有一大堆可能存在的解读类型——你也许会发现其中随意歪曲的解读。我想要求你们接受“有些解读的确挺有意思的”这一可能性。不要由于一份分析涉及到“解读”电影，你就停止思考——因为所有的影片欣赏都需要解读。相反，要用虚心的态度去观影，弄清电影中有没有证据来支撑一种特定的观点。如果有人说《夺宝奇兵》其实是一部有关寻找上帝的，或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弑父电影那么就去弄清电影中有无确凿的资料佐证。以电影为根据，再来判断能否建立这一特定观点。

•不过电影？
“好吧，也许我看出了对《哈姆雷特》或《公民凯恩》提出全新解释的价值。但《夺宝奇兵》和《鬼玩人2》？得了，你是不是把这些看得太认真了？说到底，这不过是部电影。”
你不会说“为什么要分析《哈姆雷特》？说到底，这不过是莎士比亚”。为什么分析莎士比亚就行得通，而《鬼玩人2》就不行呢？答案和这些作品本身，以及它们的社会地位都息息相关。曾经研究莎士比亚也被认为是不正经的事情而饱受质疑。起初，西方学者们不认为任何用英文书写的东西像希腊的古典文学一样值得研究。学校应该正经地讲授荷马，索福克勒斯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而非莎士比亚的喜剧或是狄更斯的小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从一个相当不入流的杂耍产物，到近现代作为首要的艺术形式归属于正统文化——劳伦斯•勒文追溯了它在美洲的地位变化。如今被认为是经典名著的狄更斯小说，曾作为低俗小说在报纸上连载。那时候，争论狄更斯的作品是否该在学校里教，听上去是几近可耻的。如此拙劣的作品，显然无法经受住针对类似荷马的《奥德赛》这样伟大的作品的严厉审查，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着眼于艺术品本身，而非社会认为什么样的艺术品配得上正经对待。我们可能找得到作品中的丰富涵义，也可能找不到。关键在于，不要仅仅因为它“不过是部电影”，就完全摒弃这一过程。老话是这么说的：实践出真知。如果你的分析卓有洞见，有理有据，那这部片子绝对有分析价值——哪怕它起名为《鬼玩人2》。
没有人会主张所有的传媒作品都具有同等的分析价值。大概《哈姆雷特》的文本比《鬼玩人2》解析起来更为复杂，可我们不能因为这类文本“不过是电影”而忽视它。你应该仔细洞察。这个社会制造了电影，就算它并不复杂，它仍能为你提供关于这个社会的启示。电影中不是每个情节都包含着呼之欲出的说教氛围。
比方说，罗伯特•达恩顿在他的论文《工人反抗：圣塞味利街道上的屠猫记》中，分析了一个格外夸张无望的现象：在1730年代，巴黎印刷厂的学徒和帮工，模拟审判和处死了一些猫。这个怪诞残酷，非同一般的仪式能告诉我们当时法国社会的什么现象？深入阅读可知，达恩顿用这个诡异的仪式揭示了当时工人与上司的关系，两性和阶级的社会结构以及工艺的传统。他的文章表明，即使是最细微的文物载体也承担着社会印记。分析电影能让我们了解彼时社会成员的心理活动。如果模拟审判和处死猫可以揭示社会的内在关系，一部从美学角度而言浅显易懂的电影也能以其视角来洞察社会，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依附着文化内涵。
•糟蹋电影
人们抗拒在像《鬼玩人2》这样的电影上运用分析工具，部分原因是因为确信这样的分析会扼杀我们观影时的乐趣。说到底，电影的本意就是“纯粹娱乐”。我们已经探讨过导演意图，就暂且不深入研究我们是否应该被限制在导演的“纯粹娱乐”电影概念当中，相反，我们纯粹来讨论一下分析电影会不会扼杀观影乐趣。有时候最有把握毁掉一本好书的方法，就是在课上朗读它。英语课诣在让你阅读那些平时不可能拿起的作品——老师们强迫你通过阅读和分析乔叟或乔伊斯的作品，希望你能借此洞悉自己的生命。这可和在机场阅读麦克•克莱顿或约翰•格里森姆的作品相当不同——你为了逃避思考而阅读。如果我们太费神地去思考机场读物或是主流电影，这不是糟蹋了它们么？
当人们了解我是一个传媒研究学者后，就不断地问我：“你能够好好地坐下欣赏一部电影么？还是你永远都在分析它？”这是个非此即彼的选项，因此我从不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对我而言，这并非用大脑分析来代替发自本能的愉悦——我反而同时体验两种。我欣赏影片的剪辑并思考其剧情之下的社会衍生产物，同时我也不会失去为影片中的正派好人加油助威的乐趣。上完了传媒研究课，我更可以将分析的乐趣，添加到看电影这一快事之中。
我能体会到你们正在学一门看似无趣的介绍性电影分析课。它听上去枯燥乏味且艰难。当你一开始剖析电影，会看起来像是失去了观影的愉快体验，而当你开始擅长剖析电影时，你会将这些快意的事情重组。我相信你最终会拥有更丰富的乐趣。我确信在我开始分析电影之后，能对电影做出更好的回应。我能为一个精妙构思的镜头，一个构造紧凑的叙事结构，一份创新的社会评论，以及找出蛛丝马迹的简单快感而感到满足。我们渴望在电影分析课中学到如何增加我们多层次的享受，而不是去糟蹋电影。
为什么要分析？为何要折腾观影的简单乐趣？这个问题涉及到什么是教育的基础——能自我反省的人生比浑浑噩噩的人生要更美好，更丰富，更全面。我们怎么得知自我反省比简单迷糊的幸福更好？就如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声明一种信仰一样，这一点无法证明。但你进入大学课堂来与我们结盟，而我们相信，假使你不自省生活中的影响力，你将被这些力量所支配。你这一辈子当然可以只为了图个乐趣而看电影，但如果你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你就会思考它们——思考它们的意义，它们的结构。这样做的同时，你也许会获得无可替代的乐趣和领悟。在阅读，生活和看电影方面都是如此——这是有教养的生命给你的承诺。
感谢鲍德•威尔，亨利•詹金斯，和帕梅拉•威尔逊对于该文章早期版本的有益评论。
Works Cited
Darnton, Robert.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éver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 9-72.
Levine, Lawrence. Highbrow/Lowbrow: The Emergence of a Cultural Hierarchy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0.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