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江
人们长期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其中大部分作品——南宋词——实际上只是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产生于南方地区的作品。而在这一段时期内，北方曾存在着两个前后相继的非汉族王朝——金（１１１５—１２３４）与蒙（１２０６—１３６８）。金、元两朝二百五十余年，其中一百四十余年与南宋相对峙。这期间，汉族失去了皇权，但是，大盛于两宋的汉文化艺术结晶——词体文学，并没有随着汉民族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消亡，作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载体，词这一文学样式依然沿着自身的运行轨道发展变化，并且形成了不同于宋词的独特风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艺术成就。金元词虽有其独具魅力的雄姿丽态，然而“生不逢时”，“走红”文坛的却是新兴的曲体文学。金元词，既被宋词所掩，又为元曲所没，致使千百年来其声名不彰，知音难觅。但若要完整地描述和认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凝成和流变的历程，金元词，这个记录着特殊历史阶段下华夏民族的心灵感受和艺术追求的文化载体，却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一部完整、全面、翔实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词史而言，金元词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一、可观的创作规模
唐圭璋先生《全金元词·前言》云：
金元先后占据北方，词受两宋影响，亦多可观，如元好问、张翥，其最著者。……余今综合诸家所刻词，并加以补正，计词二百八十二家近七千三百首，以供编写词史者之一助。又录《道藏》中金元道士词，以供研究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曲演变者之参考。
金元两代的存词情况基本如唐先生所述。需要说明的是，金元两代北方几经战乱，许多词作已毁于兵燹，又由于长期以来对金元文献不够重视，致使保存词作的文献资料多有散佚，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金元词》已远非金元词的“全貌”。就创作实际言，金代文人词的今存数量相对于其实际创作极不成比例。今存金词别集（除道释词外）只有李俊民《庄靖先生乐府》、元好问《遗山乐府》、段克己《遁庵乐府》、段成己《菊轩乐府》和蔡松年的半部《明秀集》几种，其它作品基本来源于元好问所编《中州乐府》；而《中州乐府》只是一部金词选集，仅收录作者３６人，作品１２４首，显然这个数目于其全部作品的数目相距甚遥。《全金元词》收录了大约占金词总数近四分之三的道释词，其作者文化水平多不高，一些人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这表明当时词体创作在民间相当普及。这一方面会推动文人普遍运用此样式进行创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受文人广泛运用此样式进行创作的影响所致：这已为文学史反复证明。因此，金代大量的民间道释词从侧面暗示：金代文人词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由上所述可推断在金元两代，词体创作仍是十分活跃的，词作为一种抒情诗体依然保持着其旺盛的生命力。
二、词坛上的北宗风范
金元词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唐宋词的发展道路。自公元１１２７年北宋汴京失守至１２７９年南宋覆灭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处于南北分治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内，词这种文学体裁在两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分别发展着，南北两方的词虽然都是直承北宋传统，但是由于环境不同以及起主导作用的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不同，南宋词坛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以周邦彦的创作为代表的词体范式，形成了一个主张骚雅、讲究格律的体派，成为南宋词坛的主流；而北方词坛则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苏轼词言志主气风格豪逸的体式，形成了迥别于南宋的清刚健朗的风范。清浙西派词人厉鹗就曾“以词譬之画”，将词分为南宗和北宗①，用这一说法，我们将南北词坛表现为不同风格类型的词体创作分别称为“南宗词”和“北宗词”。元代南宗词再度复兴，但它已不是“南宋词”的简单延续和重复，而是在元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北宗词已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的重组和新变。总之，相对于唐宋词特别是南宋词，金元词在主题倾向、表现形式、审美特征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其独有的形态。可以认为，词坛上本来存在的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类型，在金元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演化成了一种有着地理文化意义的词体概念。如果说在北宋时代，豪放与婉约主要为体现词人不同的词体观念和个性情趣的两种风格，那么到了南宋金元时期，这两种风格则构成了南北两个词坛体派的基本标志，词坛上由此而出现了南宗词与北宗词的分野，而金元词所展示的便是一种体现了北方文化特质的北宗风范。
人们长期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其中大部分作品——南宋词——实际上只是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产生于南方地区的作品。而在这一段时期内，北方曾存在着两个前后相继的非汉族王朝——金（１１１５—１２３４）与蒙（１２０６—１３６８）。金、元两朝二百五十余年，其中一百四十余年与南宋相对峙。这期间，汉族失去了皇权，但是，大盛于两宋的汉文化艺术结晶——词体文学，并没有随着汉民族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消亡，作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载体，词这一文学样式依然沿着自身的运行轨道发展变化，并且形成了不同于宋词的独特风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艺术成就。金元词虽有其独具魅力的雄姿丽态，然而“生不逢时”，“走红”文坛的却是新兴的曲体文学。金元词，既被宋词所掩，又为元曲所没，致使千百年来其声名不彰，知音难觅。但若要完整地描述和认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凝成和流变的历程，金元词，这个记录着特殊历史阶段下华夏民族的心灵感受和艺术追求的文化载体，却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一部完整、全面、翔实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词史而言，金元词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一、可观的创作规模
唐圭璋先生《全金元词·前言》云：
金元先后占据北方，词受两宋影响，亦多可观，如元好问、张翥，其最著者。……余今综合诸家所刻词，并加以补正，计词二百八十二家近七千三百首，以供编写词史者之一助。又录《道藏》中金元道士词，以供研究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曲演变者之参考。
金元两代的存词情况基本如唐先生所述。需要说明的是，金元两代北方几经战乱，许多词作已毁于兵燹，又由于长期以来对金元文献不够重视，致使保存词作的文献资料多有散佚，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金元词》已远非金元词的“全貌”。就创作实际言，金代文人词的今存数量相对于其实际创作极不成比例。今存金词别集（除道释词外）只有李俊民《庄靖先生乐府》、元好问《遗山乐府》、段克己《遁庵乐府》、段成己《菊轩乐府》和蔡松年的半部《明秀集》几种，其它作品基本来源于元好问所编《中州乐府》；而《中州乐府》只是一部金词选集，仅收录作者３６人，作品１２４首，显然这个数目于其全部作品的数目相距甚遥。《全金元词》收录了大约占金词总数近四分之三的道释词，其作者文化水平多不高，一些人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这表明当时词体创作在民间相当普及。这一方面会推动文人普遍运用此样式进行创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受文人广泛运用此样式进行创作的影响所致：这已为文学史反复证明。因此，金代大量的民间道释词从侧面暗示：金代文人词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由上所述可推断在金元两代，词体创作仍是十分活跃的，词作为一种抒情诗体依然保持着其旺盛的生命力。
二、词坛上的北宗风范
金元词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唐宋词的发展道路。自公元１１２７年北宋汴京失守至１２７９年南宋覆灭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处于南北分治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内，词这种文学体裁在两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分别发展着，南北两方的词虽然都是直承北宋传统，但是由于环境不同以及起主导作用的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不同，南宋词坛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以周邦彦的创作为代表的词体范式，形成了一个主张骚雅、讲究格律的体派，成为南宋词坛的主流；而北方词坛则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苏轼词言志主气风格豪逸的体式，形成了迥别于南宋的清刚健朗的风范。清浙西派词人厉鹗就曾“以词譬之画”，将词分为南宗和北宗①，用这一说法，我们将南北词坛表现为不同风格类型的词体创作分别称为“南宗词”和“北宗词”。元代南宗词再度复兴，但它已不是“南宋词”的简单延续和重复，而是在元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北宗词已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的重组和新变。总之，相对于唐宋词特别是南宋词，金元词在主题倾向、表现形式、审美特征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其独有的形态。可以认为，词坛上本来存在的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类型，在金元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演化成了一种有着地理文化意义的词体概念。如果说在北宋时代，豪放与婉约主要为体现词人不同的词体观念和个性情趣的两种风格，那么到了南宋金元时期，这两种风格则构成了南北两个词坛体派的基本标志，词坛上由此而出现了南宗词与北宗词的分野，而金元词所展示的便是一种体现了北方文化特质的北宗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