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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好问的史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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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宝荣 
 
   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代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与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对元好问寓史于文,在史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以论述。 

    元好问所处的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金代在史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对金朝当代史文献的搜集汇编,把女真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活动与典章制度,纳入“中国史”的史册,为元人写金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完成了此阶段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延续。“金代文物,远胜辽、元”〔1〕,史家称颂金朝“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元所及”。元好问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元好问对中原文化的传播,对金代百余年历史典籍与诗词作品的保存流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系唐朝著名诗人元结的后代〔2〕。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诗文之熏陶。其父元德明,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喜爱杜诗,推崇苏(轼)、黄(庭坚)。其继父元恪,历官掖县、冀州、陵川、洛阳等地,好问随继父到过许多地方。史载元好问自幼聪颖,四岁始读书,十四岁时从师陵川大儒郝开挺(晋卿)〔3〕。郝是一位不慕虚名,重视真才实学的大教育家,教学生不重举业,“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4〕。这对元好问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在郝的指点下,元好问肆意经传,贯通百家,六年即成学业。这种扎实的文化基础,使其以后治史养文有了深厚的学术根底。元好问年“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5〕。可见,其知识面是很广博的,而这正是一个史学家应必备的条件之一。 

    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1年),元好问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以《箕山》、《琴台》等诗作击节称赏于主盟文坛的赵秉文,于是名扬天下,被誉为“元才子”。与此同时,元好问涉足史学,“长大来与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①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他“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6〕。元好问遍游北方名山大川,后又长期定居于都城,接触了许多山间隐士,也结交了许多当世名流。元好问从22岁起,经历了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以及尖锐复杂的阶级的矛盾、民族矛盾的严酷对抗和斗争。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饥寒交迫、惨不忍睹的苦难情景,激发了他写史的欲望,也丰富了他的史学实践。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元好问中博学鸿词科,除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7〕。由于工作的关系,元好问感到史学是十分重要的。他对《辽书》的散佚甚为感慨,说“史无史实久矣”,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附《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十分不满,表示“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8〕。正大年间(1224—1231年),元好问先后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天兴时(1232—1233年)擢尚书省掾,移家汴京。不久,除左司都事,领讲义,兼看陈言文字。京城被围时,他为东曹都司,曾建议书国史,“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9〕。但由于“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10〕,遂未能如愿。 

    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问与其他一些官员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金末的史实记下来。他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为人撰写碑铭,是为了叙史的需要;他记述人物的事迹,是为了写出当时社会的变化。元好问“成书有作者,起本在良兹”〔11〕之诗句使人们想到他急于编撰正史。“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想”〔12〕,则表明他对史学的极大投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元好问“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13〕。元好问虽然对金朝的腐败政治很失望,但对金朝的历史却有浓厚的感情。“国史经丧乱,天幸有所归。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废兴属上天,事岂尽乖违”〔14〕。元好问忧虑金朝的历史不为后人知悉,指出金的灭亡虽是天意所致,但它的那些史实仍须保存和流传。正是抱着这种思想,他“值金源亡国,以宗杜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15〕。滞聊城时,元好问就着手《中州集》的搜集编辑工作,前后花费了十五六年时间,直到60岁时方告完成。同时,在羁管聊城时,他完成了《南冠录》。移居冠氏后,元好问已入晚年,然“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所当为。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柔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即而为乐夔所限而止”〔16〕。元好问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然而他并不气馁,“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之抱负丝毫不曾放弃。


1楼2008-02-08 14:06回复
    于是,他“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送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万余言”〔17〕。为此,他常年十分辛勤地奔波于燕京、真定、顺天、镇平、东平、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诸地之间,搜集材料。 

        元好问的著述《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其文集都是元人修《金史》的依据,也是后人研究金史的重要史料。元代的史官,在研究了有关金朝的史料之后说:“凡《丛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18〕,而“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19〕。清初顾炎武曾说:“《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20〕王士祯作《归潜志序》云:“金源人物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非数君子(指刘、元——笔者按)之功,何以至是?”〔21〕都是将《金史》修得好的原因记在刘、元二人身上。“《金史》叙事最详,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是因“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成良史”〔22〕。“元刘二书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成,或游于京,或任于朝,凡庙谋疆事,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然。”〔23〕可见,前人对元好问在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已有所肯定。 


    2楼2008-02-08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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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辽立国200多年,而所存文献极其贫乏。已故史学家陈述先生所辑之《全辽文》中,诗词作品屈指可数。我们不能说辽无文学,而是未得辑录传世。金代则不然,金末元初人冯清甫辑录的《金文》百余卷虽已失传,但由于元好问收集和编次的《中州集》及附录的《中州乐府》,使大批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得以传世。《中州集》加上王寂《拙轩集》、赵秉文《滏水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李俊民《庄靖集》及元好问自己的《元遗山先生文集》等五家传世专集,虽不能包罗金代文学全貌,却也可以对当时的中州文苑观其大略,得其精粹。这是元好问的一大贡献。 

       《中州集》是元好问收集编辑的,“以诗存史”的金诗总集。“首录显宗二首,章宗一首,不入卷数,其余分为十集,以十干纪之……似乎七卷以前为正集,七卷以后为续集也。”〔24〕全书辑录作家251人、作品2062首,其中除“南冠”类收入忠于宋王朝的留金使节和官吏朱弁、滕茂实等五人的84首作品外,其余尽是金朝诗人的作品。编选始于金亡前夕(1233年),金亡不久已有初稿,蒙古海迷失二年(1250年)全书脱稿。其材料有二:一是编者凭记忆和旁搜远引所得;二是依据金人魏道明和商衡的金诗选——《国朝百家诗略》〔25〕。元好问生于当时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意识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契丹、女真,由被臣附的民族发展为统治的民族,辽、金一变成为宋的宗主。元好问作为金人,在思想上已摆脱那种传统的将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的正统观,继承历朝正史传统,并结合金为正统的观点,形成了具有金代特色的史学观。他不仅将辽、金视为合法王朝,也同样将元视为合法王朝。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金朝历史作出不割断历史源流的论述和评论,重视对辽、金两朝史实的保存,史书的著述。也正因为元好问历史观上的“正统论”,他把金看作中原统治的继承者,把金朝统治下的北方看作是“中州”,把收集和编次的金人文集称为《中州集》。 

       元好问辑的《中州集》聚集河南、山西一带诗人的作品。元房祺编的《河汾遗老诗集》所录八家,均系从元好问游的金朝遗老。清人在此基础上,辑补11家,名曰《全金诗》。这些文献,不仅对研究金代文化,且对研究我国文学发展史,都是十分珍贵的。元氏序《中州集》谈到:“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月久之功,故其诗往往可传。”《四库全书总目》称《中州集》“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拘一格”,又称元氏所作评语,“足以存一代之公论”,还说“其选录诸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26〕。可见,元好问所辑之《中州集》颇具史学价值。 

       《中州集》在体例上,不录存世者之作,“帝王”、“诸相”、“状元”、“知己”、“南冠”等以类相从,其余各家基本上以时代先后为序。作者小传,内容丰富,一般除载生平事迹外,还常举名句、名篇为例,以说明各家的特征。在小传中,编者对金代诗坛风尚、诗歌源流以及历史事件亦有介绍。《中州集》被后世誉为“以诗存史”之佳书,因保存有金文人的出身、行实和著作,是研究金代文人、官制、史事和文献的重要资料。在《中州集》中保存了不少重要史实,为考证、研究金代社会史中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首先《中州集》有补史作用。《金史》有两卷《艺文志》,只有不足40个人的小传,而《中州集》却有200多人的小传,其补史之功显而易见矣。同时对刘祁《归潜志》中的人物小传也可补证。“壬集自马舜之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等八人。异人一门,列王中立等四人。隐德一门,列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诗……癸集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献甫;南冠五人,曰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27〕元好问对这些人的小传记载尤为详细,正可以起到补史之作用。卷1《蔡太常guī@②》载:“正隆三年铜禁行,官得三什以来鼎钟彝器无虑千数,礼部官以正甫博物且识古人奇字,辟为编类官。”蔡guī@②著有《古器类编》三十卷,不为无因。卷2《李承旨晏》记载辽金时的二税户及其变化,对我们了解辽代投下军州二税户向金代二税户的变化有重要史料价值。 
      


      3楼2008-02-08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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