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汉 刘邦 君臣关系 集团政治
一
　　丰沛故人集团是籍贯在刘邦早年活动频繁、颇有影响的丰、沛、砀及其附近地区(大致在今鲁西南、皖东北、苏北地区)，并且与刘邦关系密切的一个人物群体。秦末，刘邦为泗水(在今江苏沛县东)亭长时，这个集团已经初具规模，在彼此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关联和心理投合，这构成他们事业的基础，因此，在未起事前，它就作为一个以刘邦为中心、相互之间有归同趋向的帮派出现了。刘邦还是平民的时候，萧何即“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佑之”1]。而且，刘邦触犯秦法，夏侯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2]，主动为其开脱责任。丰沛故人集团是沛县起义的基本力量，当刘邦率领砀郡的部下兵临沛县城下时，其中一部分人与刘邦里应外合，夺取了沛县，他们与砀郡的人员一起初步构成了刘邦军事政治集团。刘邦部队反秦义军主力地位的奠定，主要是丰沛故人集团的功劳，他们以作战勇猛为刘邦集团树立了威信。

《史记》在樊哙传中载其“先登”10次，“斩首”11次，“益爵”加官16次，就是这样的战功，使刘邦立足于众诸侯之中，获取了参与大政商讨的资历。
　　丰沛故人集团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对整个刘邦军事集团起着凝聚作用，是刘邦集团势力的实力核心。在战争中，战事翻覆，胜负无常，但无论成败，丰沛故人集团始终跟随刘邦，维持着这支队伍的基本稳定。蒯成侯周绁，沛人，刘邦起事时以舍人从，“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之心”[3]。及彭城(今江苏徐州)之败，士卒多逃散，夏侯婴驾车载刘邦西走;曹参“围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黄，程处反于燕，往击尽破之”[4];灌婴“从还，军于雍丘”，击败叛将魏公申徒，与曹参会师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樊哙“还至荥阳，以将军守广武一岁”[5]，与主力成抵角之势，最后，丰沛故人集团争取韩信、张耳支持，初步稳定了局势。正是丰沛集团的这种凝聚力，使得刘邦集团散而复聚，屡败而弥坚。因此丰沛集团就成为刘邦号令天下的资本，使各诸侯不敢轻视和轻易叛离刘邦这股力量。

刘邦与他们结成一个兴衰与共的稳固集体，在许多问题上保持同一步调，这时候，刘邦就成为集团的利益代表，集团成员在拥护刘邦的同时，也就维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毫不保留地支持刘邦，同时，刘邦也不得不顾及集团成员的愿望和要求，他们为这个集团的巩固、发展和壮大不遗余力。
　　由于这种在实际斗争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丰沛集团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汉朝建立后，刘邦做了皇帝，丰沛集团也在政治上得到回报，位显一时。刘邦在开始时“所封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6]，初置18侯中，刘邦起事的基地——丰沛砀地区的人员占了11个，而余下的几乎全部与这三角地带邻近。《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侯年表》中载147侯，籍贯在丰沛砀三地的51人，占了1/3强。朝中重臣更是如此。

以三公为例，首任丞相为萧何，刘邦临终遗言，萧何死，曹参、王陵、陈平依次接替，而且从上表显示，直至孝文帝后元二年，担任丞相一职的仅陈平、张苍不属丰沛集团，但二人都是与丰沛集团关系较密的人物。太尉一职不常设，所任卢绾、周勃、灌婴全为丰沛集团成员。首任御史大夫为周苛，周苛死，其从弟周昌代，周昌迁赵王相，其属吏赵尧代，其后任敖、曹窋、张苍接任此职。周苛、周昌，沛人，曾为泗水卒史，是刘邦的老部下;任敖也是沛人，“少为狱吏……素善高祖”[7];曹窋为曹参之子;赵尧籍贯不明，但其为周昌属吏，又经周昌推荐，关系不会很远。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把战争中与丰沛集团唇齿相依的亲善关系移植到政权建设中，使其成为政权结构的主体，反映了刘邦对他们的依赖程度，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但是，在紧密团结的背后，刘邦对丰沛集团也不时产生信任危机，主要集中在萧何和樊哙身上。楚汉战争中，刘邦在关东同项羽争夺，而萧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专属任何关中事”[8]，主持着大后方各方面的事务，拥有很大的权力，前线能否持久，一决于何，刘邦不能不对萧何有所疑虑，这是事之常情。而樊哙见疑则是刘邦病危时，受人诋毁所致。
　　刘邦对于丰沛集团的疑虑是没有必要的，丰沛集团始终保持着原先对刘邦的支持和忠心，这从前后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而刘邦也没有扩大疑虑的范围和程度，萧何仅仅以多送子侄，多置田地就打消了刘邦的不安情绪。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皇权巩固时期所必然出现的，它超越感情和主观意愿，从而带有一种规律性。事实上，刘邦最终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丰沛集团身上，他在临终前，确定了以丰沛故人集团为主的丞相名单，告诫丰沛集团成员，“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9]，提示他们警惕天下情势，防止有危害中央皇权的势力出现，共同维护汉政权的稳固。此时，刘邦的倚重倾向，依然是丰沛故人集团。

二
　刘邦作为反秦主力的地位确定后，吸引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加入，从而形成归依集团，其中包括平民出身的陈平、郦食其郦商兄弟、韩贵族后裔张良、秦故御史张苍等，这部分人由于其突出的才能和战功获得了丰沛故人集团尤其是刘邦的认同和信任，并对其委以重任，言听计从。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刘邦的军事力量一直处于较弱的态势，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刘邦的策略是以谋略胜，用精心的谋划代替攻城野战力量的不足，把谋略转化为战斗力，他对归依集团优厚有加，无疑是出于这个目的，他曾对项羽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10]。说明刘邦已经掌握了自己的优势，以自己之长，攻彼之短，归依集团构成刘邦政治军事集团的谋略层，就改变、补充了它原先单一武将结构，使之作为一个健全完整的政治势力?上政治角斗场。

谋略层的形成只是使刘邦具备了胜利的条件，要达到最终的胜利，归依集团与丰沛故人集团必须进行归合，达到情感和利益上的高度统一，这就需要双方共同培育相互之间进一步接受的精神。然而，二者的合流并不是一拍即合的。刘邦自起事以来，投奔者日众，但其中不乏“顽钝嗜利无耻者”[11]，这就损害了刘邦集团的形象，从而引起丰沛集团许多人的不满。陈平初投刘邦，即受到周勃、灌婴的攻击：“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平，反覆乱臣也”[12]，这实际上反映了整个丰沛集团的疑虑。但刘邦了解到陈平并非平庸之士，不久就恢复了对他的信任。由此可见，丰沛集团与归依集团归合的基础是才能的展现和利益的共享。刘邦在当时的目的是:最大可能地吸纳人才，壮大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对项羽作战的最终胜利，而最大限度发挥这部分人效力的办法是对他的部下一视同仁。

　　丰沛集团和归依集团相互认同和交融，进而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追求，最后结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团结的作战和谋略核心，这是刘邦立于不败之地的武力和智力基础，是西汉初期政权的支撑力量，刘邦能得天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发挥了这样的集团优势。而这一优势的展示，归结于丰沛集团和归依集团的归合;二者的归合，使归依集团取得同丰沛集团同等的地位，这样，一个更团结壮大、更富于生气的利益集团——便构成了。

　　在战争中归合形成的封侯者集团在汉政权初立时，共同维护了政权的稳固。封侯者集团和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互动关系，而此二者又与刘氏皇族之间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又相互补充的有生命力的政治三角架构。刘氏政权是他们利益的体现和保障，任何危害刘氏政权的企图，都会受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在铲平异姓诸侯王过程中，封侯者集团追随刘邦左右，成为平叛的主谋或主将。刘邦死后，吕后擅权，专封诸吕，封侯者集团多持不合作态度，对吕氏敷衍了事。然而吕后一死，这些功臣联合刘氏皇族，尽诛诸吕，复立刘氏，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封侯者集团最终以极强硬的手段维持了他们与刘氏政权的生死相依关系。

三
　　刘邦在封侯的同时，又根据战争的形势分封了7个诸侯王。他们是韩王信、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齐王韩信(后为楚王)、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刘邦封诸侯王不是出于本心，而是在汉弱楚强的形势下，为壮大自己力量，孤立项羽，广泛交结同盟的结果。这样，项羽四面受敌，军事实力在频繁的往来调遣中消耗殆尽，而汉军积蓄实力，承楚军之弊，一举而定天下。
　　以是观之，在楚汉战争中，诸侯王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为统一局面的重新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诸侯王本身却又威胁着这一局面的进一步巩固，诸侯王在战争中形成了强大的实力，使得他们均有问鼎之心。项羽分封甫定，内战已显端倪，首先是田荣与彭越、陈余联兵反楚，臧荼又杀无终王韩广而夺其地。这一状况的出现是由于项羽分封的不公，当各诸侯王的要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们就要横行天下，一逞勇武。

这完全是一种利益驱动，关东战起，刘邦袭占关中，随即挥军东指，“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降……魏王豹将兵从”[16]，被陈余赶走的张耳也跑来投奔，这是因为刘邦能分所得利益与之共享，“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17]，而且，刘邦在当时实力仅次于项羽，是唯一能与项羽抗衡的势力，他们追随刘邦是为了重新瓜分胜利成果。但是，彭城一战，刘邦大败，于是，“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18]，叛降无常，无疑说明了各自所固有的利益驱使力。

　　经此波折，刘邦加深和坚定了诸侯王存在分离倾向这一认识，这就决定了他和诸侯王关系的某些方面。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领袖，刘邦对归附他的诸侯王始终持不太信任和提防态度，他唯恐自己遭受项羽众叛亲离的命运，更担心他们独立发展或与项羽结盟。为了有效地控制诸侯王，刘邦对待诸侯王集团是有侧重、有区别的，各王中，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的实力较弱，但由于起事较早，在当时还有很大的号召力，刘邦对他们施以优抚羁縻措施，给予高爵厚赏，不使他们归附项羽。“(张)耳庸材，因人成事，不足忌耳”[19]，刘邦大可放心，并将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其子张敖，关系深厚若此。长沙王吴芮因远离权力斗争中心，国小势弱，不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加之吴氏父子努力迎承刘邦，刘邦分封同姓为王，长沙王频频领头上表，燕得刘邦好感，专门制诏表彰:“长沙王忠，其定著令”[20]，长沙王因此得以传国。燕地处于楚汉相争的边缘地带，臧荼在战有中未起什么实际作用，刘邦以臧荼为王，不过是其政治手段的一种展现而已。总之，这三王比较容易对付。

　　彭城之战稍微改变了各诸侯间的力量对比，刘邦被暂时削弱，韩信、彭越的地位却显得更突出，三者的力量，开始成为楚汉争夺的中心对象。刘邦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施以笼络，引以为援，韩信为其上将军，本来已受宠幸，这时请兵3万，愿北击燕赵，刘邦慷慨应允。又派卢绾、刘贾率兵渡过黄河支援彭越，并封彭为魏相国;同时使随何以淮南王为利诱说服英布叛楚归汉。这三家被团结在刘邦周围，对彭城战后刘邦集团实力恢复和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作用。

　　尽管如此，刘邦也并没有放松警惕。魏豹背汉刘邦使韩信与曹参、灌婴击魏;汉楚在荥阳、成皋间(在今河南荥阳一带)长期对峙，韩信、张耳北击燕赵刘邦又将灌婴及其郎中骑兵归韩信指挥;后又使曹参以右丞相职随韩信击齐。曹、灌二人对韩信是亦步式趋，形影不离，这两位丰沛故人集团的核心人物被置于韩信左右，恐怕不只是助韩信成其功业，他们被埋伏在韩信军中，随时防备着不测之变。公元前204年，荥阳被项羽攻破，刘邦与夏侯婴单车投奔韩信，不是直接到军中，而是“至，宿传舍”[23]，唯恐韩信乘机图己。由此可见，刘邦的戒备之深。事实证明，刘邦的担心和忧虑不是没有根据，随着战争胜负的日益明朗，刘邦与他们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他们往往提出让刘邦难以容忍、接受的条件。公元前203年，楚军围困荥阳，事态危急时，韩信竟乘机请封齐王;次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会击项羽，韩、彭却爽约，致使刘邦险些功败垂成，不得不扩大三人封地，且二人同时不赴约，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可能保持某种联系。这种事情的发生，严重伤害了刘邦与韩、彭的关系，只是此时正处于亡楚的关键时刻，刘邦不能发作，“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24]，这种要挟发生后，刘邦就下决心准备铲除异姓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