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逢源的柳仲郢
面对同样的党争环境,不同于李商隐的忽牛忽李的站队投机,柳仲郢选择了不偏不倚的做人,并一以贯之坚持到底。
和李商隐一样,进士及第后,柳仲郢先进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不久跟随牛党大佬牛僧孺去江夏任职,在牛僧孺的庇护下,仕途顺畅。在基层历练一番后入朝,在谏议大夫任上处理关涉牛李两党利益的“吴湘狱”案件时,因能以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立场办理该案,得到了李德裕的认可。虽然最终的处理结果有利于牛党,但李德裕“不以为嫌”,“知其无私,亦重之”,随后便保举柳仲郢担任位高权重的京兆尹一职。任命下达后,柳仲郢去李德裕府上谢恩,表示以后要像报答牛僧孺的知遇之恩一样报答李德裕的提携恩情。
即使受到李德裕的赏识,柳仲郢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依然是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为依归,而没有简单的附从李德裕。柳仲郢在吏部主管官员选拔的铨选工作时,就曾受到李德裕的压力。李德裕出身官僚世家,没参加过科举,因此在选拔官员时对进士出身的官员颇为压制。而柳仲郢则顶住了李德裕的压力,无所徇私,使出身进士的官员都得到了较为公平的任用。
后来,柳仲郢因得罪了内廷握有重权的宦官势力而被逐出京师,外贬郑州刺史。由于他始终都在牛李两党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对两党不偏不倚,都有交往,且遇事不存党派偏见,就事论事,秉持公正,因此得到了两党一定程度上的谅解和尊重。外贬郑州刺史后,柳仲郢的仕途并没有走上下坡路,先后担任河南尹、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虢州刺史等封疆大吏和户部侍郎、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检校尚书左仆射等中央要职。
在牛李两党针锋相对的大环境下,柳仲郢也力图以一己之力去调和缓解两党的矛盾。宣宗大中年间,牛党全面得势,令狐绹拜相辅政。而李德裕贬死海南崖州,李氏子孙受牵连未有在朝堂立足者。柳仲郢时任诸道盐铁转运使,不顾牛党压力大胆起用李德裕的侄子李从质为推官,让其负责苏州方面的盐铁转运事宜,以便用俸禄维系李氏族人的生活。令狐绹对此颇为不悦,柳仲郢专门写信给令狐绹予以解释,“任安不去,常自愧于昔人;吴咏自裁,亦何施于今日?”用西汉任安面对卫青地位下降、霍去病日益得宠的时局而不肯背离卫青,和东汉吴咏面对马贤、庞参两位恩主彼此争斗的局面最终无奈自刎的典故,剖白自己的心境;并委婉的表达出对牛党打击李党过重的不满,“李太尉受责既久,其家已空,遂绝蒸尝,诚增痛恻”,希望牛党对李党不要斩尽杀绝,而应到此为止以大局为重。令狐绹阅信后大为释怀,对柳仲郢的行为表示理解,并将李从质升为正员官。
观柳仲郢一生,既能以自身实力通过科举进士科入仕,得到牛党提携;又能以自身操守获得李党认同。处理关涉两党利益的重要事件时,他不站队,不偏不倚,只从事情本身的是非出发而不夹带私情;面对曾经提携过自己的恩主,他坚守知恩图报的做人原则,宁可承受住巨大的压力也要照顾好李德裕子侄。其处世之道,既带有不偏不倚公正对待的平衡冷静,又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浓厚人情。故宦海虽历尽浮沉,但终究没有遭到灭顶之灾;虽曾遭到贬谪,但又能很快东山再起,始终不倒,历任封疆大吏与中央要职。在牛李党争的大背景下,以人格操守置身恩怨之外,得到两党的谅解,以至于左右逢源,致位通显。
反观李商隐,才华远在柳仲郢之上,而为人操守却有霄壤之别。以城头变换的大王旗为指示,哪派得势就投向哪派,忽而出牛入李,忽而出李返牛。每次站队都看重利益,但在政治投机中已经失却了做人的基本原则与操守,反而并不获利。做官先做人,任何上司都不可能放心的重用反复无常的投机之徒的。数次投机站队之后,牛党视其为忘恩负义之辈,李党亦鄙薄其为人操守,目其为见利忘义之人,最终见弃于两党,进退维谷,一生蹉跎。虽负绝代之才,却无做人操守,只能在锦瑟年华中勉强维持着如梦人生。
站队还是做人?这是官场中需要时刻面对的试题。这既是仕途的选择,也是人生的选择。有圈子就有争斗,即使选择站队也不可忘记做人。李商隐和柳仲郢都是唐朝人,但他们的故事,并非唐朝特有。
转自孟宪实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