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去年在春秋曾撰「东北沦共的一页痛史」一文，连续刊载数期，记述我们在东北接收初期，和苏俄方面所发生的种种不愉快情事，而最后终于不得不作外交撤退的经过。但如果要推究起这种失败的责任来，归根结底，不能不说是由於左列几项因素所造成。
雅尔达协定种下了祸根
第一、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三巨头，在「雅尔达」所签的秘密协定，在协定中规定着：「开大连市为自由港，由中苏共管中长铁路，和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外蒙古於公民投票后可以独立。」这一秘密协定的签署，打开了苏俄后来可以公开侵略东北的门户，以及给予苏俄可以公然「培植中共实力』的种种藉口。
如果我们想要替罗、邱对史达林的这种让步，找一合理解释的话，那就是：他们从德黑兰到波茨坦，一直犯了「渴望苏俄加入太平洋战争」的错误，才种下了东北后来沦陷的恶因。
但事实证明，在「雅尔达协定」签订的当时，日本在军事上已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对战争已渐有不支之势。苏俄加入太平洋战争与否，其实并无廹切的需要。所以当时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鲍尔温，称美国此项措施，为「无防卫的政治布置」，可谓持平之论。
果然，史达林答应於对德战争结束后九十天内，参加对日作战。但在实际方面，他却於美方把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长崎，举世人士都已经知道了日本有投降意向之后，才仓卒的向中国东北进军，以坐享其成！

魏氏的第一次建议，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东北接收工作人员，奉令作外交撤退时提出来的。他那时是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先生的参谋长，和兼任驻华美军司令之职。他看出中国的东北问题，如果有苏俄在幕后作梗，决非单凭中国的外交谈判，所能奏效。所以他向蒋先生建议，东北的接收工作，可交由美军代为接收，然后再交给中国政府接管。
蒋先生当时认为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从苏军手中把东北顺利的接收过来，但深恐因此有失国家的体面，经予婉言谢绝。
这件事本来是非常机密的，当蒋、魏二氏举行此项会谈时，为了避免对外泄露起见，并未经过通译人员的传译，只由当时的侍从室高级参谋，后来出任天津特别市市长的杜建时将军从旁传话。可以说除了蒋先生、魏德迈将军和杜氏三个人外，并无其他人员在座。后来，杜建时和我在北平见面，由他亲口讲了出来，我才知道东北接收中间，还有这么一段经过。

事后也有人怀疑魏德迈将军的意见，即使实行的话，会不会被苏俄所接受，这确是一个问题。但据我个人得到的情报，知道彼时的苏俄，於久战之余，元气大伤，而且由於战后的复兴，处处需依颇美国的帮助，只要美国肯这样做的话，它们还是不能不忍痛接受的。
魏氏的第二次建议，是於一九四八年他到华北视察以后提出来的。
那时，我已辞谢了「哈尔滨警备司令」，及「东北行营交通处处长」职务，回到北平任孙连仲将军的参谋长。
魏德迈将军到了北平，住在东城的励志社我们替他准备好的一所旧王府大厅里。那次奉命指定和魏德迈将军谈军事问题的，是孙连仲将军和我两个人。
由於我到过东北，那时东北的国军部队，正被围困於长春、四平、渖阳、锦州几个据点之内，无计可施。魏氏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曾谈到由东北撤退以固守华北，待机反攻，以免大量国军在那里枯守，坐待末日的来临一类的话，并徵询我们的意见。
老实说，以军事眼光来看这一问题，魏的主张是非常合乎当时环境的。魏氏的意思是：把东北国军撤回长城以内，以确保华北。他告诉我们说：「华北不保，则华中危殆；华中危殆，则整个中国大陆将发生动摇！」
他认为东北现存的几个据点，就军事意义而言，已无死守的价值，我政府应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予以放弃。
魏氏这两次建议，不仅具有真知灼见，而且坦率诚恳。
他对於蒋先生，尤其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这种血性朋友，求之古今中外，都不可多得，我之所以佩服他，完全基於此种观点。
可惜的是，魏氏的两次建议，皆未得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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