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西方国家商业和军事力量的扩张使得中国不得不打开它古老的大门，被迫“开放”。1874年，英国鲁意斯摩拍卖公司在上海最先开设了其在远东的子公司，随后英商的瑞和洋行与罗森泰洋行、法商的三法洋行、日商的新泰洋行、丹麦的宝和洋行等纷纷挂牌，开展拍卖业务。

光绪末年，北京崇文门大街上也出现了由外国人经营的鲁麟洋行，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拍卖公司，主要从事衣物、家具等二手物品的拍卖。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家拍卖行在天津关闭。1986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拍卖业在中断了30年之后，于1986年在广州恢复成立了第一家拍卖机构——广州拍卖行。

　虽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已经开始有拍卖行出现，但文物艺术品拍卖有其特殊性。

当时国家明令禁止私人私下进行文物交易，只有像北京文物公司、荣宝斋(微博)、上海朵云轩等一些国营的文物公司和商店允许文物买卖。当时的文物艺术品根本就没有市场概念，1980年代全国大概有70多家文物商店，它们的作用一是为博物馆收集文物，再就是出口创汇。文物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每家商店都遵循同样的价格标准，价格只根据文物的成色和完整程度而略有浮动。并且文物商店每天定额收货，最多收2000件文物，满额就关门，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再收更多文物。

但是“文革”被炒家收为国有的文物，平反后返还到民间的多如牛毛，很多家庭虽摆满了明清字画、瓷器，却一贫如洗。成立于1993年的中国嘉德(微博)， 是内地最早一批文物艺术拍卖公司之一。据公司元老、现任副总裁寇勤(微博)回忆：“有一位在‘文革’后喜获落实政策的藏家，守着价值上百万家财的文物，却穷得装不起一部家庭电话，与其联系都是通过住宅小区电话传呼站的大喇叭实现。”
　　中国文物交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犹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文物艺术品拍卖放在社会中，它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行业，即使是在它迅猛发展的今天，性质依然不会有根本性改变。所以它完全附着在社会的发展和政策改变上，尤其在中国，没有政策，一切都无从谈起。
　　或许正是因为特殊的政策，得以让中国拍卖业自发生长。

苏富比和佳士得完成亚洲布局时，中国尚不知拍卖为何物。苏富比、佳士得早在1973年和1986年便入驻香港地区进行拍卖，又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进入台湾地区，1996和1993年进入新加坡。在新兴经济体中，唯一得以“幸免”的是中国大陆，并非两家公司缺乏战略眼光，实乃大陆严禁外资进行拍卖的政策使然。

今天，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公司早已撤出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在亚洲独守香港地区，而它们未能触及的大陆，拍卖公司带着原始的野性，迅速成长，甚至反超。历史无法倒转，如果最初政策允许苏富比和佳士得进入大陆，不知还是否有大陆拍卖今日之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