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影视创作可以以民国的学术人物为对象，戏说一下也无妨，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那么，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
从晚清开始，西方的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被引进中国，在回国的早期留学生与外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到民国期间基本形成了学科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是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日本）引进并建立的。就是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的学问，也是在采用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和形式后才进入现代学术体系的，如大学的文、史、哲院、系、专业或研究所，论著的撰写、答辩、评鉴，学历、学位、职称的系列与评聘，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毋庸讳言，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就像赞扬民国时的小学课本编得多好，就是为了对比今天的某些课本编得多差一样，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推动当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压制这种另类批评。
当然，舆论与公众出现这样的偏差，学术界本身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本来，学术和学人的史实、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水平，应该让公众了解，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即使是高深、特殊的学问，也应该用浅近的语言、形象的方法向公众介绍。在媒体出现不实报道、舆论对公众误导时，学术界要及时予以澄清和纠正，要主动提供正确的事实和评价。但由于学术界往往脱离公众，或者不重视社会影响，对一些本学科视为常识性错误或胡编乱造的“史实”不屑、不愿或不敢公开纠正，以至积非成是，形成“常识”。而一旦传说被某高层领导认可或采用，不但再也无法纠正，学术界某些颂圣人士与风派人物更会从学术上加以论证和提升，反成了不刊之论。
例如，在季羡林先生的晚年，从大众媒体到全社会无不将“国学大师”当成他的代名词，有时连他的“弟子”也被尊为“国学专家”，甚至“大师”。在学术界、特别是他的同行和学生心目中，季先生当然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属国学的范畴，而滥用国学实际是贬低了其他学问，如季先生主要研究的印度学和梵文的地位。但谁都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向公众捅破这一层纸。当我在报纸上发表质疑季先生“国学大师”身分的文章时，好心的朋友劝我应该给老人留点面子。我说：正因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纠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误导，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评。所幸不久季老公开表明了他不是“国学大师”，要求摘掉这顶“帽子”的态度。

Maybe you can be one of them

有必要分清“有名”和“大师”这两个概念。有名的也许是大师，大师不一定有名。因为真正在一个领域前沿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也往往只有和他层次相当的人才能互相赏识。这些人，在凡人界里火不起来。而妇孺皆知的大师们的名气最主要还是归功于中小学教材及科普性新闻读物。他们值得尊敬，但更多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也同样值得尊敬。

毕竟是后来人人都是亿万富翁的民国

葛剑雄有点文不对题了，分析一下，我们之所以总在说民国大事多，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的不满，再者，如果真的要比的话，现在的学科越分越细，在某个特别细的研究领域内做出一点成绩，都是在领域内的重要成绩，但是民国的大师取得的成绩一部分是在清朝学术极其发达的情况下，在传统领域内又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贡献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开创性作用更少，但是取得成绩的难度要大的多。退一万步说，一个世纪内，世界以飞速发展，人类的进步速度超乎想象，还以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下的学术成绩与民国那种时候相比得出自己的优越感，也是有点醉了。

钱穆虽说思想不是主流思想，但依旧是大师，基本一百年来讲通史在我一个外行人眼中是讲的最好的~

楼主百度《远去的大学》

远去的民国

大师只是政治手段下的一个小小的副产品

毕竟文盲率高

文盲率90%，大学生0.1%，是个教授都是大师

文盲率80%，大学生0.1%，是个教授都是大师

所谓民国时期北大清华的学者，他们并不是北大清华的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