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后来再次回到中国，但七个月后罹患天花而去世，葬于上海市。[6]
鲍尔死后，佛采尔（德语：Georg Wetzell）将军继任顾问团团长，曾参与国民政府在中原大战时的战略策划。

1930s 1930年，中国是德国在远东最大贸易伙伴。当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帝国马克，而同日本的贸易额为2.34亿帝国马克。[8]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东北的大豆出口，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9]。虽然此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民国军阀）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的工业界、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中国工业的发展中获得利益。

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威玛共和陆军的架构成立“教导总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武器弹药不可能永远依赖于进口。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国防工业。在这期间，中德两国的工业产业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在中央集权管理下，工业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德国通过“工业产品商贸公司”，也称“合步楼公司”（HAPRO，全名为 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6]这实际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壳来避免其它国家的异议。
193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合步楼公司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又称《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满足了德国的部分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为收购战略物资耗费巨额外汇。

意大利顾问司特凡尼（Stefani）对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一职向往已久，他也曾参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并缔结了一份类似于合步楼条约的中意贸易协定。但是由于在意大利国内的影响范围有限，司特凡尼最终没能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
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19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经济贸易改善两国政治关系。[13]1935年5月，中德两国将各自在对方之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13]蒋称赞这是两国间特别友好关系之象征；希特勒认为这反映德国精心热切培养和加深两国长久存在友好关系之愿望，象征两国团结和友谊

未待续完

要不是看到维基还真以为中德合作是假，至于黄纳口中的中德合作只不过是被人添油加醋了。。

总之，有人认为希特勒想和中国瓜分世界纯属扯淡。

德国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成为蒋中正的总顾问后，负责绝大部分军事训练计划以及中国的防线设计。冯·塞克特的原本计划是将整个军队大幅缩减为60个师，仅留下经过德国教范训练并配发良好装备的部队。但实际执行起来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哪些派系的部队要先被裁减等。
总体而言，由黄埔军校（1927年结束）与陆军大学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仅仅比军阀的军官好一点，不过这些军官由于对蒋中正的完全忠诚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6]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约4万人接受了德国教官之训练并率先改变部队编制，编成了教导总队、87、88、36师四个部队，也就是俗称的德械师（另外有四万人左右之部队也采用了德国武装训练，不过那是隶属于财政部之税警总团而并非真正属于蒋中正控制的武装力量）。这些部队被视作是蒋中正委员长军队中的精华。这些部队也许部分地增强了七七事变后蒋中正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但事实证明中国还未准备好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交锋。蒋中正不顾他的幕僚和法肯豪森本人的反对，将这些德械精锐师投入到淞沪战役以及南京保卫战中。经过几场初期战役后，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精锐部队损失了二分之一以上。
冯·法肯豪森建议蒋中正与日本人打一场消耗战，他通过计算认为日本无望取得一场长期战争，他建议蒋中正应该守住黄河一线，但不应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击，同时应该放弃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东，但撤退应该是缓慢的，日本将会为他们的每一步付出代价。法尔肯豪森同时建议在矿山、海岸和江河地区等处建设一些防御设施。其他的建议还有在敌后组织一些游击队活动。这些行动有助于削弱日本的军事优势。[2]
冯·法肯豪森同时认为国民革命军将难以在抗战中期待装甲部队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国工业才刚刚开始现代化，这要花上一段时间让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达到德意志国防军的风格。因此他强调培养部队基于轻武器的机动化，多多运用突击步兵渗透战术，类似于德国在一战末期奥斯卡·冯·胡蒂尔创立的突击群战术，原本用意在打破堑壕战的僵局。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实质装备。以冯·塞克特的看法当时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对国民政府控制的兵工厂进行扩建升级以及设立新厂，并在德国技术协助下生产1930年代水平的武器。例如巩县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毛瑟1924年式短管步枪的中国版——中正式步枪，以及经过改良的马克沁机枪，中正式和汉阳88式步枪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步兵武器[1]。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毒气生产的工厂及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但最终计划中止。[6]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炮弹，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了一些研究所，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6]
抗战前，德国军火输入中国数量猛增，1936年是23,748,000马克，1937年则为82,789,000马克，其中包括榴弹炮、海岸防卫炮、高射炮、鱼雷快艇、军用车辆和各种枪支等。[13]德国输入中国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量80%。[13]与此同时，中国向德国输出战略物资也逐年增加，如钨砂输德量，1933年3,766吨，1934年4,385吨，1935年7,883吨，1936年8726吨。[13]德国通常进口钨砂占世界钨砂产量一半，其中60%－70%来自中国。[13]
1935年至1937年，中华民国从德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即知名的纳粹盔）、步枪子弹以及各式防空炮。其他从德国进口的军事装备包括少量的俯冲轰炸机，亨克尔轰炸机；莱茵金属和克虏伯的榴弹炮、反坦克炮，例如PAK35/36 37毫米反坦克炮；装甲车辆，以及一号坦克；此外还有大量的军用通讯器材、探照灯和发电机。中国海军在抗战爆发前向德国订购了5艘潜艇、1艘潜艇供应舰、11艘鱼雷艇和1艘鱼雷快艇母舰，以及大批鱼雷。[6]
不过，在中德军事合作上，中方对德国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德国提供的武器中方无法使用；第二，德方供货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此询问中德易货贸易的德方代表克兰，克兰表示，第一个问题是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俞大维的一面之词，至于第二个问题，克兰也无法判断，因为合步楼条约签订之初根本没有提到价格问题。不过，他也承认，交给中国的德国产品，其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15%左右。冯·法肯豪森则对宋美龄表示，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前者有可能是德方发错了货，至于价格偏高，则是因为中方在验货时出了问题。[2]
总体来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初期阶段，这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得到了检验。尽管日本最终占领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得到加强，因此这场战役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并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除此以外，国民革命军能在不断推进的日军面前进行有效抵抗的事实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和士气。除此之外，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也给向内地的四川等省份拆运工厂和机械设备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倾向与中华民国合作的德国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
倾向与大日本帝国合作的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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