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倘以现代政治学而论，“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然而，在他看来，“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转引自刘瑜《重新带回国家》，2014年7月1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对他的“坏皇帝”概念，不妨作广义的理解，即既指政治品质，也指治国才能，当然，还指本文重点讨论的健康状况。他以为，中国政治传统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政治问责不足”。结合中国史上的君主政体来说，也就意味着皇帝所代表的君权掌控着超强的国家能力，但对其政治问责机制却明显薄弱。平心而论，在王朝阶段，宋朝的问责机制也许堪称完善。但这种相对完善的问责机制毕竟受制于君主专制政体，一旦出现了“坏皇帝”，问责机制也往往一筹莫展。
　　仍举宋光宗为例，他以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危象频生，乱局已成，朝臣叶适建议宰相留正“播告”皇帝病状，免得“臣下轻议君父”，留正回答：“上实有疾，然讳言疾，日御朝自如，兹所以为疾也。且人臣无自以疾名上身之理。”这番话揭示了君主专制荒谬绝伦的那一侧面：有病的“坏皇帝”倘若讳疾忌医，而且感觉良好，自以为是没病的“好皇帝”；人臣也就绝无说出“皇帝有病”的道理，惟有共演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叶适问责宰相，蕴含了宋代制度的合理成分；但留正不敢也不可能最终彻底问责“坏皇帝”，却代表了君主专制下最真实的臣民心态，这种心态正是专制政体的必然产物。归根结底，之所以会出现有病的“坏皇帝”，症结就在于，集世袭制与终身制于一体的君主专制本身就是一个有病的体制，是应该被历史淘汰的坏体制。
　　《皇帝病》提及一个概念，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207页)。这一制度，说到底，就是对上级长官而不是对下属百姓负责，对皇帝而不是对全体国民负责。在这种体制下，百姓与国民也就只能寄希望于皇帝与长官，期盼他们既英明又健康。
即便君主专制已从历史前台退隐，民主制度沛然成为时代主流，但国家领导人的身体健康与精神状况仍然事关国家权力的正常运作，依旧是现代公民关注的大事。《病夫治国》指出：“对国家领导人身体和精神状况的研究不再只是一种好奇心，一种公民或哲学利益的表现，这一研究成为所有公民的合法自卫问题。”所谓“所有公民的合法自卫”，就是指他们对领导人应该拥有其健康知情权，以彻底杜绝“病夫治国”现象的重演与失控。惟其如此，该书作者提出了“健康监督”的命题：“在执政过程中所应该实行的健康监督乃是议会监督的正常发展，目的是尽可能地避免民主制度的混乱及其向专制形式或多或少的偏离”，对公民来说，“经常显得不足的政治报导应该由健康报导来补充”(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