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学者向来对匈人的起源和早期历史知之甚少，直到18世纪，法国著名学者德经在其著作《匈人，突厥，蒙古人及其他西方鞑靼人的通史》中，首次推断欧洲记载中的匈人即中国史籍中的匈奴，并描述了匈奴西迁入侵多瑙河流域的历程。其后影响极大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用了这一说法，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匈人研究》中亦赞同这一观点。至此，西方学界才将视线聚焦到2世纪后期消失在西域的匈奴和4世纪中期出现在东欧的匈人之间的关系。伯恩施坦的《坎库勒墓葬》和江上波夫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分别从墓葬DNA分析和匈人活动区域出土汉式/匈奴式随葬品，给予了同族说有力的支持，而上述这些研究都集大成于内田吟风的《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在一段时间内，匈奴匈人同族说几乎成了学界的定论。
但后来随着一些证据的出土和双方对于对方文献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浮现出来，反对的声音不断出现。苏联学界首先对伯恩施坦对于坎库勒墓葬年代的鉴别提出了质疑，同时亦指出墓主人的人种分析上存在偏差。其后，奥地利著名匈人研究学者曼辰海尔芬在以《匈人世界——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为首的一系列著作中，从文化、语言、人种、艺术等多方面分析，提出了匈人和匈奴诸多显著的不同。由于曼辰对语言学，考古学和艺术史上极高的造诣，使得学界重新审视被视为真理的“同族论”。其后，西方学界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如法国科学院韩百诗就在《匈人和匈奴人》一文中提出，现有证据过于琐碎和模糊，无法证明匈人和匈奴之间的直接传承关系。现在，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匈人和匈奴存在渊源或者某种联系，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两者是一个民族集团；而同族论的观点也转变为“西迁的北匈奴是匈人众多祖先中的一支”。
中国学界最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关注匈人匈奴同族说，清代内阁学士洪钧在所著《元史译文证补》中率先提出了匈奴即为匈人之说，并对粟特国进行了特别考证。他结合了西方史料中公元前后直至3,4世纪欧亚草原中部各游牧民族分布情况的论述，明确提到了匈人和匈奴之间的相似性（名称上的相近），开创了国内匈人匈奴关系研究的先河。而到20世纪初年，国内的研究体系受国际上流行的同源说影响，也是清一色的同族学说。章太炎所著《匈奴始迁欧洲考》中就言“匈奴为汉所驱，皆转入欧洲”，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为了说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历史事件的关联性，特意提到芬人（Huns/Fins）即“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这几

这几位国学大师对中国史学界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姚从吾的《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更是系统的介绍了之前100多年间欧洲同族论者的研究成果，给国内的匈人匈奴关系研究定下了基调。
建国之后，国内学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匈奴西迁具体过程的研究上，以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文为代表。该文中将匈奴西迁欧洲分为乌孙，康居，粟特和阿兰四个阶段。其他学者提出的迁徙路线还有不少，但是都是大同小异，大致遵循乌孙游牧区——吉尔吉斯草原——黑海北岸的顺序。国内学者同时还在中外史籍的衔接上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比对，但总体的成果不是非常的显著。这一时期反对同族论的只有王建中《关于匈奴西迁欧洲的质疑》一文。1990年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论质疑》一文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一篇系统的质疑同族说的文章，该文从史料，人种和语言学等多方面对同源说进行了逐一反驳，其后续《关于Huns族源的臆测》一文中更是提出了匈人的祖先之一可能非匈奴而是史籍失载的鲜卑人之说。近几年国内匈奴史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是关于匈奴西迁的专门研究少之又少，没有太多的新进展。

二.匈人匈奴同族论主要论点和证据
除去人种和语言方面的证据和论断，同族论的主要观点和较为关键性的证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 匈奴和Hun发音接近，而且在Huns席卷欧洲之前，西方已经使用Huns或者发音与之相近的名词来指代中国史籍所见之匈奴；而中国商超的文献中也将匈奴称为匈
《地理志》中据Apollodorus（约前200年）记载，希腊巴克特里亚诸王将他们的领土扩张到Seres和Phryni，而Seres产丝绸，指代的应该是中国，Phryni应为匈奴。Pliny《自然史》称，Tochari附近居住有Phuni人，与Phryni类似，亦指代匈奴。托勒密的（AD2世纪）《地理志》所记载的Gyrnaei位于锡尔河北岸至巴尔喀什湖一带，也为匈奴。而大英博物馆所藏St.Hieronymus（约340-420年）的拉丁语地图上，Seresoppidum（中国）的附近，标有Huniscite（即Huniscythae，匈奴斯基泰），该图可能依据的是公元前7年8月绘制的罗马地图和Agrippa（约前62年-12年）的世界地图，由此可见，公元前的欧洲人已经知道中国之旁有匈奴，且称之为Huni。
亨宁和贝利在对A.Stein于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信函进行研究时，发现写信的粟特商人称一个民族为Xwn（chwn），而根据其描述来看这个民族显然就是匈奴，可见粟特人称呼匈奴的读音和Hun非常接近。而匈奴的上古汉语发音可以拟为xbrong-no，和匈人的发音正相符合。
中国文献中关于匈奴的起源，乐产《括地谱》中提到：
“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
关于此种说法，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到过以下之论断：此族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日猃狁，或日獯鬻，或日匈奴，皆一音之异译。王国维曾有《鬼方昆夷严允考》一文，其中说到：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淠、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严狁，入春秋后，则谓之戎，继号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言下之意，匈奴的名称经历了獯鬻—荤粥—混夷—严狁之渐变，终号匈奴。而荤粥和混夷等名字的上古音无疑是和Hun非常接近的。
国内近年有学者以这一观点为出发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声称甲骨文中的亚凶即为荤粥，是严狁的一支，是为匈奴的祖先。史籍中出现的工口方即为凶方，而凶字在甲骨文中是弓箭的象形，代指了河套地区一个善于使用弓箭的方国，而这个方国最终演变为匈奴。而凶字的发音几乎和Hun完全一致。至于奴字的来历，文中根据殷墟卜辞中的“于王曰匈凶方矢”，声称凶方曾经短暂的被商朝所奴役，故在中国文献记载中，凶字之后加上了奴字，但该民族对自己的称呼依然为凶【注2】。

4楼今天 10:25
操作
二.中国史书中的多处记载，可以和西方记载完美衔接，梳理出匈奴西迁的清晰脉络
关于匈奴西迁的具体路径，就如前文所述，即使在同族说的不同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这些分歧都不大，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这里笔者列举的是常见的乌孙——康居——阿兰路线。
首先，匈奴人西迁的第一站为乌孙故地，即为伊犁河流域，主要根据为《后汉书-袁安传》等列传记载，其原文如下：
“明年（和帝永远三年，91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袁安传
可以看出，北匈奴被汉军所击败后，单于向乌孙方向逃窜。而乌孙和匈奴的关系向来亲密，接待北单于的可能性极大。并且北匈奴虽然衰落，但由于长期和汉反复争夺西域，以至于有西域“三绝三通”，故北单于即使兵败，他在此地的影响力依然不可低估。
接着，匈奴西迁的第二站为康居，即为吉尔吉斯草原，其主要依据为《魏书-西域传》：
“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

其中苏薤一词系Soghd（Sogdiana）之音译，而康居之王都此前在卑阗（Chimkend和Turkestan之间，Soghd以北），可见由于北匈奴的迁徙和挤压，康居放弃了北方的游牧区，迁都到了南方的农业区。
而匈奴迁徙的第三站即为奄蔡即阿兰故地的黑海北岸，主要依据为《魏书-西域传》有关粟特的一则记载：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矣。自后无使朝献。”
至于奄蔡即为阿兰的证据来自于《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转》裴注引《魏略》：
“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

关于前面一条记载，争论向来很多，现仅列举同族论的两种主要观点【注3】：1.代地指代的是今山西代县一带，如果以其为圆心画出半径为8000公里的圆形，会发现其西北角经过克里米亚附近的东欧草原。而粟特一词可以理解为克里米亚半岛Sughdak的音译，所以粟特传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做是匈奴对黑海北岸的阿兰Alan的征服。而西方史籍中，匈人在进入欧洲之前首先征服的就是阿兰人，故这里中国文献和西方文献衔接了起来，证实了匈人匈奴同族说。2.粟特为中亚Soghd的音译，这说的是匈奴征服粟特巩固在河间地区的霸权，迁徙到黑海北岸征服阿兰是在这之后。

三.非同族论的反驳和新观点的提出
非同族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列举了匈奴和匈人的诸多不同之处，并指出了同族论主要论据中的一些漏洞和不准确之处，详细如下：
一.东西方在文献中的匈奴和匈逐渐演变成游牧民族的通称，并不代表特定的民族
匈奴鼎盛之时，势力范围中囊括了众多不同的游牧民族，再加上和汉长期的战与和，使得汉对于匈奴的了解远胜于其他游牧部落。故在中国后世的史料中，很多游牧民族被纷纷打上了匈奴的烙印。《宋书-索虏传》称“匈奴有数千百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南齐书-魏虏传》亦称“魏虏，匈奴种也”，而这些民族显然都不是匈奴。
同样，在匈人肆虐欧洲80年之后，Huns一词变成了欧洲人尤其是东欧人对于通过欧亚大草原长途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的通称，Ephthalite、Bulgar、Avar等均被称为或自称Huns，而这些人亦和匈人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中外史籍中有关匈奴和匈人的记载不能笼统的不加辨别的都算作匈奴和匈人的记载，而是要加以仔细鉴别后再行使用。
二.欧洲古典史学中记载的匈人入侵和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匈奴西迁之间有明显的空白期
虽然如上文所示，支持同族论的学者们拟出了详细的北匈奴西迁路径，但是这其中并不是每一步都是无懈可击的。首先，对于为窦宪所败的北匈奴单于之去向，史学界一般赞同袁安传之说法，但《后汉书》之中亦有不同的描述如下：
“（永元三年）二月，大将军窦宪选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和帝本纪
“（永元）三年，宪付出河西，以夔为大将军左校尉。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庭，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赛五千里而还。”——耿夔传
“三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南匈奴传
这几则记录中，都只说了单于“脱亡”“不知所在”而并未明确其逃窜方向，故言北单于逃往乌孙，到底是后人考证之结果，还是仅仅依靠地理和政治因素做出的猜测，笔者依然保有一些怀疑。

悦般国建立的过程和时间，诚如上文所说，由于史料的可信度非常高，所以向来没有多少质疑之声，其记载的北单于西走康居之事应确有其事【注4】。但是用《晋书-西戎传》的那条内容来为北匈奴占据康居确立时间表的话，却是相当不妥，盖因西戎传中的这段记载乃是同书的《康居传》与《粟戈传》混合而来：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两千里，与粟戈、伊列邻接。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
“粟戈国，属康居。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
可见原始的康居词条中，并未提及康居迁都一事，故“康居因为北匈奴的迁徙而被迫迁都南方”一说站不住脚。

而下面的粟特国条，是历来争论最为激烈的条目，盖因粟特一词即可看做克里米亚半岛Sughdak的音译，亦可看做中亚Sogdiana的音译。若果如后者所言，则此条记载和所谓匈人征服阿兰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记载了匈奴或者白匈奴征服河中南部索格狄亚那地区的过程。不少同源论学者的一大重要依据是其中记载的“去代一万六千里”刚好符合从中国北方到南俄草原的直线距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史书中大量的距离记载并不能完全的和实际情况吻合。以同书中的洛那国和波斯国条为例：
“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
“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
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所谓粟特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和伊朗高原之间且更靠近前者，显然指代的是河中地区，而不是比波斯还要遥远的南俄草原和克里米亚半岛。所以可以肯定，粟特国条记述的不是匈人征服阿兰的过程。
部分同族论学者也发现了该问题，故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改，声称匈奴在征服了粟特之后，再次西迁征服了阿兰，从而进一步挺进欧洲。然而，这样的修正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了这支匈奴在征服了粟特之后的后续行为，这样就形成了文献的断档，仅用臆测无法证明匈奴有没有进一步西迁到南俄草原。况且，粟特国条中还有条记录值得关注，就是“至王忽倪已三世矣”，这明显的表明这支匈奴没有继续迁徙而是留在该地三世。结合魏高宗在位时间（452-465年），这时期匈人在欧洲的历史已经接近尾声，故这支匈奴是匈人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生产生活方面，游牧和渔猎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点上匈人和大多数游牧民族无异【注5】。令人尤其感兴趣的是关于匈人农业方面的考证。虽然古典文献中对于东欧和西北亚的众多游牧民族的描述基本都是“不事农事”，但考古学家们依然在Turgon河下游一个萨尔玛提亚风格的墓穴中发现了一柄镰刀。类似的东西也出现在了鄂毕河上游地区，而这个地区被认为很有可能在匈人入主东欧之前所活跃的范围之内。不过至今为止，匈人遗迹中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的谷物残留，农具也仅限于收割用的镰刀，而耕作的农具仅仅在阿兰人的遗迹中发现了一件，还很原始。故现在的证据远远不足以证明匈人有系统的或者规模较大的农业行为。至于居住，匈人直到阿提拉时代，才有了简单的住房，且仅仅供王族成员使用，更多的人，甚至阿提拉本人，还是居住在帐篷之中，连阿兰人那种将车子围起来建造的简易聚居地都很少见。相比较之下，被匈人统治的西哥特人建造木质房屋的技术十分高超，甚至被罗马人所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马氏记载中所谓匈人“从不为宗教迷信所困扰”云云已和扯淡相差不远，这可能是由于匈人政治上松散带来的善变，被基督徒们误解成了匈人信仰上的缺失。其实有非常多的文献和考古证据表明匈人是信仰萨满教。就现在的情况看，似乎和匈奴的“天地祖先崇拜”有些区别，但由于证据太过稀少，故不在此详细讨论。

相比于匈人农业方面模糊暧昧的孤证，关于匈奴的农业生产方面的证据非常之多，文献的部分记载如下：
“（匈奴）谷稼不熟。”——《汉书-匈奴传》
“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汉书-匈奴传》
“匈奴发骑田车师......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为，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汉书-西域传》
可见至少匈奴军队在农耕区屯田并非罕见之举。这点在考古挖掘上得到了更多的证明。公元前三世纪以前的匈奴方形古墓中就发现了农业用石臼，诺音乌拉第23号匈奴墓还发现了农作物的种子。此外很多的匈奴墓中都发现了不少谷物、农具以与农业有关的大型陶器，有些陶器中还盛满了谷物。铁犁铧、锄、铲、像刀、鹤嘴斧以及石墨盘、石臼等多种农具的大量出土也为匈奴人的农业活动提供了佐证。

军事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来看二者的特点和不同之处。以下对匈人作战方式的描写依然出自马赛里努斯的《历史》：
“匈人有时会通过主动挑衅发动战争，他们的作战阵型为楔形，作战时发出凶猛的战吼。为了行动敏捷，他们轻装上阵，因而总能做出出其不意的行动。在战场上他们会故意骤然分散攻击，散乱的向各个方向突击，给敌人造成惨重的损失。由于他们移动极为迅速，在他们攻入堡垒洗劫营寨之时，敌人还没有察觉。你可以确定的说，匈人是最可怕的战士，因为他们会在很远的距离上用弓箭射击，且他们用的箭头和我们不同，是用削尖的骨头制成，他们连接箭头和箭杆的技术非常高超。冲过这段距离后，匈人会用剑和敌人近身肉搏，而全然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当敌人全力格挡他们的刺击时，他们会使用绳索捆住敌人，使得其丧失骑马和行走的能力。”
匈人向来以高超的骑射本领闻名，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充分掌握了骑射技巧的东罗马人依然称赞匈人是“最好的弓箭手”，这也是众多学者认为他们与匈奴有关系的原因之一。欧洲考古学家经过长期努力，大致复原了匈人所用的弓。这是一种长度在140cm~160cm之间的大号反曲弓，上下弓臂长度不等，上弓臂更长（参见和弓），和常见的长度70cm~115cm萨珊弓、斯基泰弓以及117~130cm左右的汉弓比较，匈弓的长度和形制都很反常，似乎自成体系。而箭矢正如马赛里努斯和后世记录中一再强调的，使用的是骨制的箭簇。
马氏在《历史》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匈人着甲的记录，还特意提起匈人轻装上阵，各地匈人的墓葬中也没有发现任何盔甲，这说明了至少在匈人入主欧洲的早期，绝大多数的匈人是不着甲的。虽然后世有多位学者提到了匈人穿着铁质鳞甲等重甲，但这也大多局限于贵族和有名的勇士，且匈人在后期从众多仆从国和战利品中得到盔甲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海尔芬在《匈人世界》中对匈人着甲问题给出的论点是：直到阿提拉时代，绝大多数的匈人都是不着甲的，但贵族阶层一直有良好的盔甲防护，且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战利品的增多，这些贵族阶级的数量迅速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