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这种诡辩术有三种逻辑弱点。一是用某种地方习惯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譬如前面那个例子，宋代的确没有咖啡店，但有茶馆、酒楼、书院等公共领域，即使不是咖啡馆，但社会功能大同小异。我讲课时给学生们介绍这个谬误常常举餐具为例。请读者们想像一位出名的西方理论家在讨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他假设早期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餐具的发明。“餐具”，我们可以想像他很得意地说，“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发明，且是西方独有的发明。”倘若有人敢提出中国早就有筷子，这位理论家也许会说：“真正的餐具有挑选以及分割的功能，筷子只有挑选的功能，因而不能与西方式的餐具同日而语。”这个例子当然是个假设，不过如此令人哑然失笑的例子并不难找。

此谬论的第二个逻辑弱点为时间序列中的张冠李戴。譬如有个美国同事曾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举行了第一次选举。不过，妇女还是不许参加！”当然1911年的时候无论是英国、美国，或是中国，妇女都不允许参加选举。此句暗示在“西方妇女有权利投票”，但所谓的“西方”不是1911年的西方，而是后来的西方。
第三种逻辑弱点可以称为作茧自缚的错误。倘若我们不说“举贤任能”而说“精英政治”，这个在中国发明的行政措施，则成为西方的东西了。如果不说 “形似”而说“写实主义”指涉现实的艺术描绘法，就被视为西方独有的现象了。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忽视宋代的“举贤任能”与十九世纪的“精英领导”的区别（比如，欧洲人接触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后又花了几百年才施用于政），而是说为了研究官制的历史特征，我们必须超越文化政治的范畴而承认“举贤任能”与“精英领导”作为社会实践，并非判若两物，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同一种社会形式会产生个别的形态。如果我们能多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态，就能够避免被“西方诡辩术”束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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