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些人并非作为人去为国效劳，而是作为肉体的机器。他们包括常备军、民兵、监狱看守、警察、地方民团等。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和道德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们视自己为木材、泥土和石块；要是能造出木头人来，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这种人不会比稻草人或一堆土更能引起人们的尊敬。他们只具有与马和狗同等的价值。然而这样的人却被普遍视为好公民。其他人，诸如大多数立法者、政客、律师、牧师、官员等，主要用头脑来为国家服务。但是，由于他们很少辨别道德是非，而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像侍奉上帝一样为魔鬼服务。也有一些真正称得上是英雄、爱国者、殉道者或改革家的人，他们确实用良心为国家服务，因而往往会抵制国家的行径，结果他们通常被国家当作敌人看待。
一个人今天该怎样对待美国政府才合适呢？我说，他不可能与之相联而不失体面。我一刻也不能承认那个政治组织就是我的政府，因为它也是奴隶的政府。
所有的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那就是当人们无法容忍一个独裁或无能的政府时，拒绝效忠并抵抗它的权力。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说现在不是那种情况。他们认为只有１７７５年大革命才属于那种非常时期。要是有人告诉我，这是个坏政府，因为它向进入它港口的外国商品征税，我完全可能不把这种指控当回事，因为我可以不要这些商品：所有机器都有磨擦，这有可能抵消罪恶。无论如何，要是从中进行煽动便是极大的罪恶。但是当这一磨擦开始毁坏机器，当镇压和抢劫已组织起来时，我说，让我们再也不要这样的机器了。换句话说，当一个承诺要保护自由的国家的六分之一人口是奴隶，当一个国家完全被外国军队非法地蹂躏、征服，并由军法管制的时候，我想，过不了多久，诚实的人便会起来造反和革命。使得这一责任更为紧迫的事实是：被蹂躏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侵略军却是我们的。
当然，一个人没有责任一定要致力于纠正某种谬误，哪怕是最不公正的谬误。他仍可以适当地从事其他事情。但他起码有责任同这谬误一刀两断。既然他不再拿它当回正事，他就应该基本上终止对它的支持。要是我致力于其他追求和思索，我首先至少得保证我没有骑在别人肩上。我必须先从他身上爬下来，好让他也能进行他自己的思索。请看这社会是多么地不和谐。我曾听到城里有些市民说：“我希望他们命令我前去镇压奴隶起义，或开赴墨西哥；——看我是否会去。”但正是这些人，他们每人都直接而忠诚地，起码是间接地通过出钱，提供了一个替身。拒绝参加一场非正义战争的士兵受到人们的赞美。可这些赞美者中的某些人并没有拒绝拥护那个发动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政府。这些人的行为和权威正是士兵们所蔑视和不屑一顾的。在他们看来，似乎国家在犯罪时也有追悔之意，因而要专雇一人来鞭笞自己，但又没有后悔到要停止片刻犯罪的程度。因此在秩序和公民政府的名义下，我们最后都被迫对我们自己的卑劣行径表示敬意和支持。人们在犯罪的首次脸红之后学会了满不在乎。不道德似乎也变成了非道德。这种适应在我们的生活里并非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你被邻居骗走一元钱，你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知道自己受骗，或对别人说自己受骗，或要求他如数偿还。你会立即采取有力步骤获得全部退赔，并设法保证自己不再受骗。出于原则的行动，——出于正义感并加以履行的行动，——能够改变事物及其关系。这种行动基本上是革命的，它同以前任何事物截然不同。它不仅分离了政府与教会，也分离了家庭；是的，它还分离个人，将他身上的恶魔从神圣的部分中分离出去。
非正义的法律的确存在。我们究竟是满足于服从它们，还是应当一边努力修改、一边服从它们直至我们成功，或者干脆超越它们？在目前这种政府统治下的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应该等待，直至他们说服了多数人来修改法律。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抵抗，这种纠正方法将比罪恶的现状更坏。但造成这种无可补救局面的责任应当归咎于政府本身。它使之越改越坏。它为什么不能事先预计到改革并为之提供方便？它为什么不爱护少数明智的人？它为何在还没有受到伤害时就嚎叫着抵抗？它为何不鼓励公民们及时指出它的错误，并让他们主动地干好事情？它为何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将哥白尼和路德革出教门，并宣判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为叛逆？

在美国没有出现过立法天才。这种人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演说家、政治家和雄辩者成千上万，但是有能力解决当前棘手问题的发言人却尚未开口说话。我们喜欢雄辩只是因为它是一门技术，而不太考虑它可能表达的真理或激起某种英雄主义。我们的立法者们尚未懂得自由贸易和自由、联盟、公正对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相对价值。他们没有天资或才能解决诸如税收、金融、商业、生产和农业等世俗政务。要是我们完全听凭国会里废话连篇的立法者们的指导，而他们的指导又得不到人民及时与合理的纠正，要不了多久，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便会丧失。《新约全书》问世已有一千八百年，虽然我可能没有资格说下面的话，但是具有足够智慧和实际能力以《新约》精神来指导立法科学的人又在哪里？
政府的权威，甚至是我愿顺从的权威，——因为我乐于服从那些懂得比我多、干得比我好的人，甚至在许多事情上服从那些懂得和干得都不如我的人，——仍然是不够纯洁的。严格说来，它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和同意。只要我没让步，它对我个人和财产就没有纯粹的权利。从绝对君主制到有限君主制，再从有限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程就是通向真正尊重个人的进程。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制是否就是政府可能做的最后改进？难道就不能再迈进一步，承认并组织人权？州政府必须将个人作为一种更高和独立的力量而加以承认，并予以相应对待，因为政府所有的权力和权威都来自于这一力量。在此之前，决不会有真正自由和文明的州。我自鸣得意的是，我最后还是设想了一个州，这个州能公正对待所有的人，彬彬有礼地将个人视为邻居。即便有些人离群索居，只要他们不捣乱，也不听命于人，而是完成作为邻居和同胞的所有义务，州政府仍能处之泰然，任其自由。一个州如能结出这种果实，并忍耐到瓜熟蒂落的时刻，那将为我所设想的，另一个更完善、更壮丽的州铺平道路，尽管这个州至今任何地方都还看不到。

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经过实践后，于1849年在短文《论公民的不服从》中，开创了这一现代理论。该文主旨提倡依靠自己，并认为面对不公，不一定要诉诸暴力，可以采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作法。这篇短文对此后从事公民不服从的人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中，梭罗将拒绝纳税，作为对奴隶制度、美墨战争的一种抗议。

公民不服从，是人们反抗法律不公的方法之一，在许多非暴力抗议运动中都有使用，包括在印度（甘地的社会福利运动以及从大英帝国独立的运动）、在南非针对种族隔离的斗争、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和平运动。其中最早获得巨大成功的是1919年埃及人反对英国占领的革命。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经过实践后，于1849年在短文《论公民的不服从》中，开创了这一现代理论。该文主旨提倡依靠自己，并认为面对不公，不一定要诉诸暴力，可以采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作法。这篇短文对此后从事公民不服从的人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中，梭罗将拒绝纳税，作为对奴隶制度、美墨战争的一种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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