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和也捣乱。共产党的捣乱，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比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有较好，没有较坏。 有人说道：“国际并不盼望我们和。”我以为和与战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立于主动的地位，以运用外交，求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决不应该俛仰随人，何况现时除第三国际外，并没有其他国家反对我们和。 如上所述，已经明了。还有郑重声明的：甲午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庚子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这是说起来就难过的，我不愿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大战而后吐气大战之后，德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今日而后吐气。这是说起来就得意的，我也不愿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因为这样的循环报复，无有已时，决非长治久安之道。我所诚心诚意以求的，是东亚百年大计。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对于和平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百年长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这种看法，两国人都有怀疑的，然而也都有确信的。尤其二十个月的苦战，日本的消耗，不为不大；中国的牺牲，不为不重。两败俱伤同 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发达的又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毁誉，而徘徊瞻顾，不敢显然有所取舍吗？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干去。和平建议之第一个牺牲者曾仲鸣先生，已将他自己的血，照耀着我们，往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之大路面前进。 末了，我还有几句话。当二月中旬，重庆曾派中央委员某君①来，给我护照，俾我出国；我托他转致几句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以上几句话，定然是构成三月二十一日事变之原因。所可惜的，曾仲鸣先生比我年青，却赉志以殁，先我而死！ 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后，国人能留心看看我这篇文字，明了我的主张，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张，虽暂时不能为重庆方面所采纳，终有一日，为全国人民乃至中日两国人民所采纳，则我可

我的主张，虽暂时不能为重庆方面所采纳，终有一日，为全国人民乃至中日两国人民所采纳，则我可以无憾。

当初日本方面的情况也都解密了。
汪先生远见卓识！
可惜啊。。。

《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 https://www.zhihu.com/column/c_1645212852477460481
1938—1944 年间汪兆铭部分言论选集
【汪主席言论选】覆华侨某君书
某某老兄：
　　看了你三月十四日的信，感动极了！你的大意，对我的志事，十分相信；而对于我的决策，却不免怀疑。我感谢你的相信，因此我对于你的怀疑愿意和你说个明白。
　　如果日本定要灭亡中国，我们除了战下去，更无他法。如今日本已将和平条件提出来，这些和平条件，既然不能说是亡国条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言和平？我们的老朋友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为什么言和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字，其解释应该是「忠孝仁爱信义汉奸」了！
　　这些话不必说了；如今且就你所怀疑的，说一下罢。你说：「欧洲快要战起来了，我们何苦于此时和？」欧洲的局面，准备战争与避免战争两个锤子，还在上下起落不定，连欧洲的政府当局，也不知道战争何时起来，你怎会知道？还有一层，即使欧洲战争果然起来了，那么，英法俄都在汲汲于欧洲战争，美国自然也是看得欧洲战争比中日战争关系更切，那么，欧洲战争只有更分去各国对于中日战争的注意，你盼望它做甚？还有一层，近代战争，在当事者间莫不想速战速决，然而兵连祸结，往往不如所期；难道欧洲战争延长下去，我们一定要陪着也延长下去？还有一层，即使欧洲战争能够速战速决，但是胜利属于何方面，你怎能断定？还有一层，即使胜利属于你所断定的方面，以现在国际关系如此错综复杂，各国间利害的冲突，如此变化无常，动荡不定，你怎能断定这一方面的胜利必然大有造于我？有些人说：欧洲战争起来，一定是英法俄和德义对垒，美国一定是加入英法俄方面，德义一定是失败，那么，英法俄美移得胜之师以向日本，日本一定是除了屈服，只有灭亡。这样渺渺茫茫的乐观论，你难道就要根据之以决定抗战到底的策略吗？
　　你又说：「现在我们抗战一天比一天好，」你何所见而云然？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人民出钱出力，受尽流离颠沛，没半句怨言，将士奋勇牺牲，前仆后继，绝无反顾，这是中华民国的元气，是中华民国生存独立之所托。日本之所以提出和平条件，未尝不是看重这一点，知道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的。此次和平运动如果成功，实实在在是受一般抗战民众将士之赐。但是，你须牢牢记着，我们对于抗战的力量，及其可以得到的效果，固然不可估量过低，却也不可估量过高。如果估量过高，会把已经出了的力量，白白的糟蹋，会把可以得到的效果，白白的送掉。老实告诉你罢，如今抗战实实在在一天比一天艰难了。如何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好？你难道不知道自抗战以来，所失去的地方，其幅员之多，时间之短，历史上宋亡明亡的时候，都无其例么？不过宋亡明亡的时候，每失一地，还知道痛心，朝廷是要下诏罪己的，将帅是要革职拿办的。如今呢？却满不在乎！有过一位监察委员说了一句：「失地不闻痛心，丧师乃曰豫定」，立刻将他撤职。从此以后，鸦雀无声。许多重要城镇，在失去的时候，加上些「转移阵地」，「变更战略」，等等字样，更重要的，再加上些「义务战略上之价值」，「已予敌以重创，战略上之目的已达，无固守之必要」等等字样，说出来时，脸上没有一点难过。你听了，自然以为抗战一天比一天好了！还有一层，宋亡明亡的时候，还知道一个战字，一个守字，不幸而战败守不住，无可如何而已。如今则换了两个字，一个是丢，一个是烧。转移阵地等等字样，是丢的文章词藻；至于烧的文章词藻，却更多了。广州是丢的最著之例，长沙是烧的最著之例，扩而充之，及于各处，丢得越快越好，烧得越光越好。其所以能于这么短的时间，失却这么多的土地，全在于此。再加上共产党的所谓游击战，凡是丢不了烧不了的地方，有了共产党的所谓游击战，便不愁在地方上还会有一点孑遗了。你读过历史，你知道共产党所谓游击战，不过是流寇的别名，人民如禾，流寇则如蝗虫，所过之处没有不食尽烧光的。从前的人，听见流寇二字，就会惊心，如今给共产党加上些文章词藻，却被认为抗战到底的秘诀了。只是文章词藻是文章词藻，事实是事实。你身在海外，所见到的，是文章词藻，以为有了这样抗战到底的秘诀，自然抗战一天比一天好，可是在内地所身受的人民，其痛苦是怎样？还有许多真正可称为民众武力的游击队，能协助正规军队共同作战的，被那些共产党所谓游击战混在里头，搅得皂白不分，其痛苦又是怎样？这岂是你所知道的？去年十一月间，我在重庆接连发表了几篇「全面战争」等等文字，真是一字一泪，惹得共产党破口叫骂。不知道你看见了没有？总而言之，抗战一天比一天艰难，是无可讳言，而且不必讳言的。知道抗战一天比一天艰难，如果除了抗战下去，别无他法，那就要将抗战期间所发见的缺点，痛快的举发出来。当局之欺罔人民，是要举发的；共产党之趁火打劫，全无人心，是要举发的。如不举发，不只是讳疾忌医，而且是养痈贻患；抗战到底，必致变成抗战伊于胡底了。如果除了抗战还有和的一条路，那么，只要和的条件，不是亡国条件，我们就应该拿出抗战的决心与勇气来讲和，不要使抗战以来已经出了的力量白白的糟蹋；不要使可以得到的结果，白白的送掉。
　　战的时候，和之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征服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一般人因为恨日本侵略，恨不得将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皮的不舒服。一般人如比，是不足怪的；但是政府却不可为这一般人所转移。一般人同仇敌忾的心，政府固然应该加以鼓舞，庶几不致一鼓作气再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该知道虚矫之足以误事。一般人尽管高调，政府则必须握着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如今不然，政府的调比一般人来得更大炮些。政府既然日日的瞒着良心，来说硬话，一般人何苦自讨没趣？何况话一出口，就被人指为汉奸，一般人心中想想，亡国是大家有分的，汉奸的恶名却要我一个人承当，这更是何苦？这么一来自然而然的，心虽知其危而口不敢言了。这是不说老实话的原因，也就是不负责任的原因，也就是亡国的原因！
　　老兄，我在重庆时候的处境，你是知道的。我租得一间房子，有几十个卫士围绕着，我的安全是无问题的。如果敌机来呢？我会入地下室；如果重庆又像南京武汉呢？我会随着机关迁移。我在中国国民党是副总裁，在国防最高会议是副主席，我没有最高权力，我言而听则幸甚，言而不听，则言者无罪，一旦不幸到了大崩溃的时候，我还有希望名正言顺出来收拾，收拾不来，我以一死报国，生前甚逸，死后亦获令名。你替我打算，我有了这样的处境，如何会离开重庆？但是你知道我的，我从二十多岁投身革命以来，就不曾替自己打算过，何况如今已经五十多岁了，眼看着国破家亡，我那里还有这些闲心，替自己打算？我自从抗战开始以来，想到中国不得已而抗战，时时刻刻想着抗战怎样可以持久，怎样可以获得胜利，同时也想着怎样可以觅得和平。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我于去年十二月九日经过一番剧烈辩论之后，知道在会议里无采纳之望，才于十八日离开重庆，二十九日以此意见公之国民，而促重庆诸人反省。我在这时候，难道不知道我自此以后处境的困难与危险么？如果依然抗战下去，对于我主和的意见自然是如水火之不相容，即使结局是和，但对于我主和的动机定然不少恶意的或私意的揣测，我亦何能免于危险！但你须知道，这是我所不顾的。我自从发表艳电以后，没有说什么话，只有一次答过客问。这一番问答之辞，会登载在南华日报，此外再没有说什么话了。所以如此消极，无非待重庆诸人之反省。我并且对重庆来人郑重的说，只要采纳我的主张，至于我的个人，是准备随时以在野资格从旁协助的。老兄，你想，我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表白的方法没有呢？
　　以上的话，是关于我个人的，本来不必说，因你的信中，殷殷念及，所以带说几句，如今把关于个人的话搁起不说，再说说主张罢。我的主张，始终必被采纳的，不但从客观条件上，两国有不得不和之势，即在主观条件上，两国当局也都有和的要求。所以我所忧，不在乎主张之不被采纳，而在乎采纳之不澈底，因为中日两国国民间之仇恨，积之已非一日。抗战开始以来，这种仇恨与日加深，欲其消除仇恨，开诚合作，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二十个月的苦战，中国人固然了解日本作战能力之强，日本人亦了解中国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为使将士之血，不致白流，人民之颠连困苦，不至于为无代价之牺牲，两国的政府及人民，总应该有较为长远的打算。我以为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内阁的声明，以及二十九日我的建议，都是着眼于此点的。可怜重庆诸人，对于近卫声明，既加以忽略，对于我的建议，更是感情用事，除了谩骂之外，看不见一些理性的话头。及至最近，虽然有期望和平的表示，但其进行的方法，仍然是九一八以来避免直接交涉的那一套，仍然只是顾面子，置国家的实际利害于不顾。那么，还能希望他们对于两国的将来，作较为长远的打算吗？我之所忧，莫过于此，我但愿他们终有幡然觉悟的一日，那么，真是国家之福。
　　以上所说，都是对于你的来信所发，自从三月二十一日之后，我有一篇文章，题为举一个例，今随函附上，不另说了。专此，并候起居。
汪兆铭启
（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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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44 年间汪兆铭部分言论选集

主战就是英雄？主和就是汉奸？！
主战派：挑唆双方开战，两败俱伤，死伤无数，而我自己毫发未伤，坐山观虎斗，得到爱国英雄称号，名利双收！
主和派：呼吁和平，避免战争，保全百姓生命，而自己被人骂为汉奸卖国，身败名裂，子孙蒙羞！
请问你选择什么？
史学家赵无眠说：“一个人付出这么大代价，将自己的生命、名节……全押进去，挽救了起码数百万同胞的生命，不叫‘民族英雄’叫什么呢？！我要坚决推翻“主和就是汉奸”这个偏见──汪精卫等人后来得到的评价，与这个偏见有直接关系。 ”
《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 https://www.zhihu.com/column/c_1645212852477460481
1938—1944 年间汪兆铭部分言论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