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说贪官祸国殃民，人民又有多干净？

民难道就干净？
其实，在被揪出来的贪官中，多数过去同样都是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小时候家里很穷”，既是贪官们忏悔时的套话，也是事实。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毕竟占多数，而且改革开放前无论在城在乡，都属于贫困人口。
在贪官中，有很多人实在说不上是个官，可以称之为吏，因为级别很低，有的就是科级、股级，例如刚刚被遣返回国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
还有不少是会计、出纳、信贷员，只是因为有个职务有点权，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滥用职权、合同诈骗、徇私舞弊等等就与他们挂上了钩。
贪官的贪欲很强，贪赃、受贿，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总是希望享受特权，但是，不是官、不是吏、不是公务员，难道就没有贪欲？就奉公守法？就不觊觎特权？

走后门是个有年头的老问题，当官的走，有点职务的走，民也照样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这“八大员”最吃香，不仅因为可以不上山下乡，而且还可以在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为亲友走后门。
“八大员”是民，想通过他们走后门的大多也是民。走后门就是为了“特权”，只是有大有小罢了。
这么多年过来，无论什么人，一遇事首先想到的仍旧是如何走后门，依然是怎样找关系、托人情。看病、求职、评职称、要项目、打官司、处理交通事故，哪一样不想通过关系获得比别人多的“特权”，高别人一等？
在受托的人中，很多就是普通医生、普通司法人员、机关基层公务员，在单位里他们都被称作“群众”，而托的人很多也是民。无论托民还是托官，利益输送都是少不了的。

送红包是民的问题
送红包是个公开的秘密，但送红包大多在民之间，贪官要贪的可不是几个红包就可以满足的。
送红包或许属于迫不得已，但收红包就是贪婪了，是丧失了底线、丧失了从业者的良知。学校老师接受红包，还收购物卡；医院医生更收红包，也收厚礼，一箱一箱水果算是小意思。
2009年10月，我父亲在北京协和医院切除胆管，因为忘记塞给30来岁的麻醉师一个红包，竟然在手术台上等了将近一小时，那人死活不来。我的3位朋友的孩子闹离婚，几乎都找了法官朋友走后门，有的送钱，有的请旅游，也有的送大礼。
老师升为校长、厅长后再收礼，就成了受贿；医生升了院长、书记后再收红包，就是纳贿；普通司法人员当了庭长、院长后，收了钱收了礼，就叫贪官，但是，没升之前呢？属于人情？属于红包？还是也属于贪？

在我看到的一些学校、医院、管理部门里，做官的同时都有两面。
身为校长的一面时可能不敢贪，但作为教授、老师的一面时，收礼收钱就收得很大方；当院长的一面时可以不受贿，但作为医生的一面走上手术台时，收受红包就感觉理所当然；当院长、厅长的一面时拒收礼金和礼品，但身为专家的一面出席研讨会、评审会，在创制名单上挂名时，连拿带要就变得脸不红心不跳。
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官贪有可能会被追查，而“民贪”则无人过问。
今天贪小便宜，将来就可能贪赃枉法，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官并不是天生的，很多的官就来自民。做民的时候占公共的便宜、占公家的便宜，公私不分，一旦做官，这样的人又能好到哪里去？
那位在物业经理面前为了贪公共绿地的便宜而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的女士，万一当了官，争权夺利的时候会做什么，可想而知。
近些年，人们常常抨击“城管”欺负小贩，披露警察暴力执法，揭露黑煤窑、建筑商盘剥和欺压农民工，挖苦土豪骄奢淫逸，曝光旅行社欺骗。
可是，“城管”里的人不也是群众吗？警察难道不都是些最基层的警察吗？黑心旅行社与不良导游们也不是什么官和豪。土豪，事实上，不就是一些农民暴富后的代名词吗？人人现在都痛恨有害食品、造假农产品[2.75% 资金 研报]，而这些产品的制造者，正是那些过去被我们形容为老实巴交的民，有一段时间，还让青年接受他们的再教育。

民与官的区别就是有权没权，吏与官的区别就是职大职小，而在道德上，可能都居于一个水平线，于是，有人鲸吞，有人巧取，有人就在日常生活中侵占。
老板与非老板的区别，就是雇人与单干、钱多与钱少之分，在道德认知上，也不一定就有什么差距，因此，有人大规模造假，行销各地，而有人则在农贸市场摆摊设点、或游走于街头巷尾，出售注水肉、叫卖有害食品，坑蒙拐骗。
他们相互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的官就是从吏提拔起来的，有的吏过去就是民，很多富豪也是白手起家，曾经摆摊后来开连锁的，也不在少数。
当道德成为社会问题时，就不是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的问题；当贪腐成风时，就应该从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寻找原因，而不是归结为某群官的问题。这才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切入点。

很理性的一种分析，是人都有贪念，程度不一样而已。

说得很有道理，现在的贪腐已经成为人民生活中的一种潜意识了，那个有权势的人如果不贪腐还会被人们称为另类。现在的打击贪腐只能治标，而要治本还必须从思想上的一个扭转！

一针见血，非常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