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导读
《周礼》，初名《周官》、《周官经》，是古文经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它与《仪礼》、《礼记》并称为“三礼”。在儒家“十三经”中，它是唯一一部阐述儒家理想官制的典籍，对中国古代官制的置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周礼》涉及范围广泛，举凡城乡建置、礼乐兵刑、天文历法、宫室车服、农商医卜、工艺制作等几乎无所不包，它是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我国古代官制、政治史、文化史的一把钥匙。
一、《周礼》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
《周礼》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是学术界争论不休，迄今未有定论的一桩历史悬案。
在正式介绍古往今来学术界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的争议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周礼》的发现经过。因为《周礼》的发现经过同样充满了争议，并且影响到对《周礼》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的认识。
在“三礼”中，《周礼》的出现最晚。关于《周礼》的发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
其一，《周礼》为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所献。《汉书•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汉书》第8册，中华书局1975年4月版2410页。唐代陆德明、《隋书•经籍志》、杜佑等赞同此说。
其二，《周礼》为汉武帝时民间所献，出于山岩屋壁，其后便“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到东汉孝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诏进入秘府校理群书，发现了《周礼》，将《周礼》列入所编的书目《七略》，并用《考工记》替补《周礼》所缺的一章《冬官》。汉代马融在其《周官传序》中首倡其说。贾公彦在《序周礼废兴》中引用了马融的这一说法：
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635-636页。
以上两种说法虽然有些小误，但基本上是可信的。现当代的《周礼》研究者比较认可的看法是：《周礼》在秦始皇焚书之后便不知所踪，文帝时，出现了《周礼》的某些残篇。据《汉书•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汉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5年4月版1712页。到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古，在民间访得《周礼》，将其奉献朝廷，被收入汉朝的皇家藏书馆——秘府。自此，很长一段时间，《周礼》未在社会上流传，时人多不知《周礼》。至孝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进入秘府校理群书，意外发现了《周礼》，才将其著于《七略》，公诸于世。
《周礼》被列入经书的时间，据《汉书•艺文志》载：“《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荀悦《汉纪•成帝篇》云：“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曰：“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为《周礼》。”可见，此书西汉时称《周官》、《周官经》，王莽时，将其奉为经典，立为官学，更名为《周礼》，从此《周礼》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东汉初年，刘歆的学生杜子春继承师业而大兴《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兴、郑众父子，卫宏、贾逵、马融等经学家纷纷为《周礼》作解诂。至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而注“三礼”，给《周礼》作了第一次认真的总结。此时，《周礼》才与《仪礼》、《礼记》并列合称“三礼”。由于郑玄特别推崇《周礼》，而后人又十分推崇郑玄，遂使《周礼》位居“三礼”之首。
然而，由于《周礼》不像其他经书，是传自经师的口耳相授而后写成的汉隶定本，而是民间所献的古文经，又受有篡汉劣迹的王莽的大力支持，因而不仅《周礼》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聚讼纷纭，甚至《周礼》一书的真实性也备受怀疑。
归纳历史上诸家关于《周礼》作者及成书年代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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