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而四川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在军阀混战时期，全国各地军阀均以“统一全国”为口号，唯独四川军阀以“统一全川”为口号，20多年的内战，让不少川军将士疲于内斗、苦不堪言。图为四川大学学生在东大街春熙路宣传抗日。

四川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一位代人写信的老先生自发写下数条激昂的标语，贴于身后墙上，以表达他对侵略者的愤慨之情。1930年代的中国，许多地方军人还是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国家。日寇的大举入侵，使全国人民觉醒，也唤起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识，“停止内战，共御外侮”成为主流民意。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民族存亡和派系纷争中顺从民意选择了前者，“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即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

建川博物馆馆藏画作描绘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公园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现场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首批出川川军奉命分三路开赴各自抗日前线：第一路由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率领，从成都徒步经川陕公路，过潼关、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对日作战；第二路由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率领，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东下，
参加南京保卫战；第三路由川军将领杨森率领第20军，从贵州出发，直接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从此，川军的足迹遍布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制图：张百凯

当时川军装备之差、军纪之松散全国闻名，外界将川军官兵形容为“草鞋军”、“双枪将”，除了那些长短不齐口径不一的各式土枪，很多人还有一支大烟枪，即使是土枪士兵也合3人一支，很多部队还装备着大刀。
图为建川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三支川军竹制旱烟竿，烟竿上烫印了抗敌内容“中华男儿 上战场打日寇”、“旌旗一片立功劳 万马军中赴战场 马上官长传下令 不除日寇不回乡”等字样。

奔赴山西战场的川军，装备仅为老套筒步枪和大刀。10月当这支军队途径陕西宝鸡时，一位目击这支队伍的美军观察员曾这样描述道，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服带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以及脸盆、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者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像这样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军队，现在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

川军出川时已秋末，不少士兵仍身穿单衣脚扎草鞋，沿川陕公路步行1500公里开赴山西前线。在晋东娘子关，川军由于装备低劣加之缺乏野战医疗救护，在日军炮火及飞机扫射下，川军尸横遍野仅十几天便伤亡过半。当时在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和本地晋绥军眼中，川军就像叫花子，是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军需补给无人过问，不仅枪支弹药连吃饭穿衣都要自己解决。

日军画报中刊载的参加太原会战的川军士兵。这支当年在川中为王的军队在与日军作战同时，为得到补充见军火就枪，见粮食就夺，军纪涣散无法收拾。一次路遇晋军军械库，这些装备寒酸的川军士兵竟破门而入，将里面的枪械抢劫一空。
为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简直是一群土匪，要川军立刻走人，第二战区养活不起。蒋介石闻报后，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程潜部下，结果程潜也不要，最后还是第五战区李宗仁收留了川军。

沿长江东下出川抗战的川军，四川古道多沿江岸而行，部队行进十分困难，这张照片反映了当时出川部队搬运辎重越过山崖时的情形。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处处被人嫌弃的部队，却在抗战中进行了无数次最艰苦、最惨烈的牺牲。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川军第20军在杨森的率领下千里跋涉开赴上海参战。该军是川军中最穷的部队，装备也最差。20军26师，是淞沪会战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5%以上。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日军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城市化为废墟。在淞沪会战中，川军将士几乎全部战死沙场，仅2000余人撤退到湖北。

被一战区、二战区嫌弃的川军第22集团军，最后被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收留。
李宗仁坚信世间“无不可用之兵，只有不可为之将”“诸葛亮还扎草人做疑兵呢，川军总比草人强几倍了吧。”于是，第22集团军转战第五战区，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怀着对李宗仁的知遇之恩，川军在滕县保卫战中浴血杀敌，打出了川军的声威。图为台儿庄战役中山东的巷战，中国军队正在攻击日军一处据点。

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的一处防御工事。古城墙用黏土增强，以抵抗炮击，白天官兵在战壕里躲避炮弹，晚上利用突袭阻碍日军行进。
负责进攻徐州的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历史奇妙的巧合，让日本最强的部队和中国最烂的部队在山东滕县遭遇。

建川博物馆馆藏照片，上有儿童八十余人，原版题字“四川阵亡将士子女寄托所师生合影”。
另在照片上方有钢笔注释：“在台儿庄战役抗日”，这些孩子都是烈士遗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