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大四毕业,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我。毕业聚会上,我端着酒杯找到系主任,再次提出了这个疑问。
当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认真问道:“张一新,你真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也认真地看着他,用力地点点头:“真想。”
“那就放弃读研,去找一份犯罪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吧。”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的问题,只有最为极端的心理学才能回答,留在学校里,你就永远无法找到答案。”
正是因此,我放弃了原本的读研计划,四处寻找与犯罪心理学有关的工作。这是个冷门的领域,对新人也并不友好,我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才总算站稳了脚跟。
当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认真问道:“张一新,你真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也认真地看着他,用力地点点头:“真想。”
“那就放弃读研,去找一份犯罪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吧。”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的问题,只有最为极端的心理学才能回答,留在学校里,你就永远无法找到答案。”
正是因此,我放弃了原本的读研计划,四处寻找与犯罪心理学有关的工作。这是个冷门的领域,对新人也并不友好,我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才总算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