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24年：接受战火的洗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尉的戴高乐在战火中得到洗礼。他曾三次受伤，在凡尔登战役中被误认为已阵亡。成为俘虏后，他先后被送到不同的德国战俘营，其间有五次试图逃亡。
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中尉在驻扎在东北部的朗热扎克（Lanrezac）第五军作战。8月15日，他在迪南（Dinant）受伤，被撤离前线送进医院，直至10月份才重返战场。第二年的3月10日他在梅斯尼尔-雷斯依尔吕斯（Mesnil-les-Hurlus）战役中第二次受伤。伤愈后，他回到步兵第33兵团，担任连长，随后担任上校助理。1916年，在都奥蒙（Douaumont）的凡尔登战役中他第三次受伤，大腿部被刺刀刺中，并中毒气昏迷，被战友认为以身殉国而留在战场，并受全军通令表彰。在被敌军巡逻部队发现后，他被送至马扬斯（Mayence）医院，出院后被押送到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战俘营。
戴高乐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二个月的监禁生活。1916年5月至9月，他先后被关在奥斯纳布吕克，奈斯（Neisse）和斯库辛（Sczucsyn）战俘营，从1916年10月起被囚禁于因格尔斯塔特要塞（Ingolstadt），1917年7月在罗森伯格监狱（Rosenberg），1917年10月在巴索军事监狱（Passau），1918年5月来到坞尔兹伯格监狱（Wülzburg），从1918年9月起又被送往巴索和马德伯格监狱（Magdebourg）。他在狱中结识了卡特鲁（Catroux）上校，记者拉米·鲁特（Rémy Roure）和未来的苏联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Thoukhatchevski）。他没有在狱中虚度光阴，通过阅读大量书刊加深了对德国的了解。在战俘营里，他就战争进展形势多次举办战略和地缘政治讲座。身为上尉的戴高乐不甘心做俘虏，“对一个法国军官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他曾多次试图逃跑重返前线。但他五次越狱，五次被俘，每一次都被关进堡垒或惩罚营。
1918年战争结束之后他终于返回家乡，但又迫不及待地重上战场。这一次，他是作为志愿者在波兰执行军事任务，从1919年至1921年间帮助年轻的波兰军队与苏联红军作战，并大获全胜。
回国后，1921年4月6日，他与伊冯娜·旺德鲁（Yvonne Vendroux）结婚，并在第二年12月28日有了儿子

1925-1940年：一位不墨守陈规的军官
夏尔·戴高乐在德国、地中海东岸地区、巴黎和梅兹等地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独立自主的意识。
1925年戴高乐在贝当元帅参谋部担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再次被派往特雷夫任营长。1928年1月1日他的小女儿安娜出世。1929年戴高乐被调往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他的家人在贝鲁特度过两年。1931年，他在巴黎的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这一职位对他至关重要，为他日后处理国家事务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在贝当元帅的许可和支持下，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在军事学院举行了多次报告会。他的独立思想逐渐显示出来，并提出军队首领应该具有“行动果敢”和“有个性”的素质。戴高乐认为有必要进行军队改革，并对军队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思索。在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他强调政治应优先于军事。在1932年出版的《剑刃》一书中，他强调了培养军事首领和进行战时分析的重要性。1934年，他写成《建立职业军》，在书中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既能够主动出击、又能够出奇制胜的装甲师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应该成立一支职业军队，与常规军配合作战。
然而，这一设想除了得到右派议员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和菲利普·塞尔（Philippe Serre）的支持外，没有得到其他人的热烈反响。但是，在国外，尤其在德国，戴高乐提出的使用装甲部队的想法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在巴黎，戴高乐经常拜会以主张改革马奇诺防线防御战略的埃米尔·梅耶上校（Émile Mayer）为首的各界人士。但他们二人的观点都没有被接受。
1937年，戴高乐晋升为上校，在梅兹任第507坦克团团长。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时，戴高乐上校指挥第五集团军坦克部队。1940年1月，戴高乐向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保罗·雷诺以及甘末林将军（Gamelin）和魏刚将军（Weygand）等八十多人发出了根据他在波兰的经验写成的备忘录《机械部队的诞生》，强调了坦克与飞机配合作战的重要性。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使用飞机与装甲车双管齐下的方法突破了法国防线，验证了戴高乐提出的理论。随后，戴高乐奉命指挥第四装甲师，在蒙科尔内（Montcornet）和拉昂（Laon）大获全胜，并于1940年5月27日至30日在阿布维尔（Abbeville）阻断了德

1940-1946 年: 6月18日的代言人
1940年6月：发出抗战号召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从伦敦发出了他的著名的坚持抗战的号召。在号召最后，他说道：“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容许法兰西抗战的烽火被扑灭，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也永不会被扑灭。”于是，自由法国诞生了…
6月17日，戴高乐和他的副官若弗鲁瓦·德库塞尔（Geoffroy de Courcel）立即返回伦敦，以准备继续进行战斗。贝当元帅宣布停战之后，戴高乐将军于6月18日在丘吉尔的同意下在英国广播电台BBC发出抵抗号召。这次号召因为没有被录音，在法国很少有人听到。但第二天报纸进行了转载，并由播音员重新诵读。
接下来的几天，他继续在BBC广播电台重申他反对贝当政府的停战要求，继续发出抗战号召。在6月22日的讲话中，他说道：“所有追求自由的法国人将在荣誉、清醒的头脑和祖国利益的指引下，随时随地，竭尽全力地继续战斗。”
这个与政府唱反调的将军受到贝当政府的降级和停职处理，并于8月份被缺席审判，宣判为死刑。

1963年和1967年两度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因为他认为英国是美国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
1962年，为巩固欧洲经济共同体，他采取了共同农业政策，但同时在不违背罗马条约的基础上拒绝超国家权力。为此，他从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期间执行了他的“空椅”政策，以示对扩大欧洲委员会职权的反对。
推行“自由独立的政策”，即指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对立（尽管他在1961年8月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支持美国的立场），同时加强法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寻求1960年以来宣布独立的原非洲殖民地和马达加斯加地区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1964年，戴高乐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到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1966年，他在柬埔寨金边发表讲话时，抨击了美国在越南的政策。1967年7月，他发出“自由的魁北克万岁”的口号，强调了维护法国在北美的历史角色，同时表达对帝国主义的反对。这一史实表明戴高乐将军尊重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而且，戴高乐将军还注重同苏联及其卫星国发展友好关系，以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大欧洲”体系。1966年，他前往苏联访问，开始了他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达成谅解，最后进行合作”的外交政策。继此之后，他于1967年到波兰访问，1968年在罗马尼亚进行访问。

1969-1970年：一去不复返
1968年的政治危机对法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戴高乐将军要求再次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对他认为势在必行的改革进行表决。1969年4月27日，戴高乐以一百万票数之差失败。第二天，他正式辞去职务，归隐科隆贝双教堂，直至1970年11月9日去世。
尽管许多人的反对，戴高乐仍决定就有关区域改革和参议院体制改革进行全民公决。1969年4月27日，他的提议以52.4%的反对票被否决。戴高乐将军忠实自己的承诺，也尊重法国人民的意愿，宣布辞职。午夜十分，他发布了一份公告：“我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他从此隐居在科隆贝双教堂，拒绝公开表示任何政治立场，只是和几位拥护者会面，继续撰写他的回忆录。《战争回忆录》于1954年出版。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将军去世时，《希望回忆录》只完成了第一卷。1952年，他曾立下遗嘱，表示拒绝国葬。在科隆贝双教堂，他的遗体在家人、自由法国的几位战友和村民的陪同下被运往小教堂。戴高乐将军被安葬在他的女儿安娜的墓地旁边，墓碑上只刻有“夏尔·戴高乐1890-1970”字样。11月12日，政府在巴黎圣母院举办了官方追悼仪式，在场的有政府首脑和许多国外知名人士。

嫌字多就跳到这里的人 不配做将军的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