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思想的佛学因缘倪梁康(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暨西方技术文化与后现代哲学学术研讨会大会论文 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西方哲学家中，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的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他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和吸取，在东西方哲学的交会中别具一格，十分显眼。因此之故，海德格尔也是在东亚被阅读和讨论得最多的、而且往往是受到比在欧洲更好理解的当代哲学家。[1]尽管如此，对于海德格尔与佛家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直以来还极少有人关注。即便在日本和欧美有一些少量的研究，它们也都只是在讨论禅宗对海德格尔的可能的、而且大都是间接的影响。[2]这主要是因为，海德格尔对佛教的了解相对较少，相关的表述寥寥无几，因而可供发掘和利用的资源也就屈指可数。[3]本文意图在海德格尔与佛家思想的关系方面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但是，鉴于上述原因，这个探讨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对海德格尔思想再做发生学意义上的考证，而是更多偏重于从佛教哲学的角度来理解海德格尔的一些基本思想。换言之，海德格尔思想与佛教思想之间的历史实际关联在这里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核心的问题毋宁在于：海德格尔思想与佛教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他所承认的那种“深藏的亲缘关系”以及他所指出的那种“深层对话”[4]的可能性。 一、现象学－存在论之争与法相宗－法性宗之争 思想史上有许多重复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思想史就是思想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的历史。虽然每次的重复都以不同的方式显现，但核心的东西是基本一致的。佛教思想史上的“性－相”之争，就曾涉及到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关于“性－相”二词的含义，龙树在《大智度论》中曾定义说，“性言其体，相言可识。”我们还可以采纳一种更为具体的说法：“性就是诸法永恒不变的本性，相就是诸法显现于外可资分别的形相。”[5]关于“性相”问题的讨论，在佛教思想史上延续了很久。主张佛教思考、佛学研究以“性”为主题的佛教宗派，或者说，主张以宇宙及人生的不变、平等、绝对、真实之本体及道理为中心课题的佛教宗派，叫做“性宗”或“法性宗”；而主张佛教思考、佛学研究以“相”为主题的佛教宗派，或者说，主张以宇宙及人生的现象变化、差别相对之相状为中心课题的佛教宗派，叫做“相宗”或“法相宗”。在历史上，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等被认为是属于法性宗的；而瑜伽宗、俱舍宗、唯识宗等则被认为是属于法相宗的。它们之间的基本差别可以概括为：法性宗主要阐明法性的一味之理，法相宗则大都强调诸法的差别之相。仅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并且借用如今的术语来说：性为本体，相为现象。性宗是属于存在论（本体论）一类的理论，相宗则是属于现象学一类的学说[6]。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某种形式的法相宗，这也是现象学与唯识学的关系始终受到关注的原因。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或形上学则是一定意义上的法性宗。在这方面，虽然对海德格尔思想与老庄思想的“无”和“道”的比较研究已经卓有成果，但对存在论与法性宗之关系的类似思考至今仍然暂付阙如。初看起来，当海德格尔在其成名作《存在与时间》的“导论”第一节便提出“存在问题”及其“优先地位”时，他以某种方式挑战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且把自古希腊巴曼尼德斯以来的“存在”与“现象”的对立问题再一次摆到哲学的论坛上面。现象学与存在论之间的这一分歧，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在佛教思想史上法相宗和法性宗之间的争论和冲突的延续或重复。但是，用“争论和冲突”来描述胡塞尔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关系，从另一角度来看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至少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并没有把存在论与现象学放在对立的位置上。相反，他强调，“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他甚至说，“就实事而论，现象学就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