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曲，乐思更重要，还是乐思发展更重要？

因为对这很感兴趣，但目前又了解不深，所以在下文中可能有很多不适当的表述，望谅解。另外，希望能有深入的讨论，所以请勿发无意义内容，先行谢过。
昨天在火车上闲着无事，想了很多东西，其中不少是古典音乐方面的。当时，躺在床上，突然间响起了贝十。由于这部作品连残作都称不上，所以历来不受重视，我也只是听了几遍而已。不过，总感觉这部作品虽然大致延续了贝（贝多芬原名太难听了）的原有特色，却和贝的其它交响曲很不一样，应该说是晚期风格使然吧。我们知道，贝晚年是有很深的巴赫情结的，并且由于他本人的际遇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最终风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似乎可以说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决裂”，对巴赫的一种回归（《大赋格》、《狄亚贝利变奏》、晚期钢奏），然而又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基调（因为了解得很浅，我并不是想作出这样的论断，不得已抛出观点而已）。那么，这些作品是不是更为侧重于乐思发展，并且据此推断，按照贝本人的设定，第十也应当是如此的（或者，从现有的零碎手稿就可以推断出来）？相比较于他本人的其它交响曲，这部作品的乐思发展又有怎样的不同？而贝对于后世作曲家的影响，似乎除了第九之外（晚期钢奏弦乐的影响不了解），中期作品的影响更为广泛？那晚期作品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勃拉姆斯自不待言，应该是试图沿着这一路线走下去的。而瓦格纳则曾这样对李斯特说：“如果我们要写交响曲，那我们就必须避开已被贝多芬用尽了的那种强调两个主题对比的套路。我们得用另一种路径来陈述、衍展一个旋律线条直至其无可延伸。”似乎强调的也是乐思发展的重要性。然而，他和李斯特等人强调文学及其它体裁在音乐艺术中的重要性，试图将其囊括其中，不再遵循原有的纯粹音乐路线，或许可以看成是马勒“交响曲即是世界”的先声吧？至于布鲁克纳，似乎是受到瓦格纳音乐理念的深刻影响，并从中找到宽广的宗教表现世界吧？这样的话，似乎又把艺术创作的重心转向乐思本身了。而布鲁克纳和马勒，好像也是这么做的？相对于贝的话，他们在交响曲创作理念上是否又有传承、发展之处？是不是两人也更为强调乐思本身？能不能就具体的交响作品来作分析？之后的发展呢？先锋派之后是不是就抛开这样的划分范畴了？
乐思更重要，还是乐思发展更重要？——再将此主题放大到整个古典音乐范围呢？它们是不是可以各自成为音乐评判的一种标准？ 如果承认乐思发展更为重要，是不是就意味着先锋派的根基不稳？以及 BMB三人的近乎无可逾越？ 他们各自的理念又有什么区别？能结合他们各自的晚期作品来分析吗？ 另外，所谓的“乐思发展”，更为强调的是音乐自身结构、内容的发展 （比如说？），还是其中音乐的理念化发展（再比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