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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金石学走向现代考古学,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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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的金石学家,簠斋老人陈介祺将金石铭文看得很重,但也没有忽略古代遗物上的图像,因为图像本身包涵着深刻的蕴意,何况中国的文字本质上是种象形文字,是由图像演化而来的,如同他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二日在致王懿荣信中写到:“古人作字,始于象形”。
在此,我们还得提到此前一年,即同治十二年(1873年)。这年八月间,簠斋致书潘祖荫时,关于图像和纹饰,他有一个长篇论述:“圣人制器尚象(按:通“像”),皆有取义。云雷取其发动而成文(按:通“纹”,下同)也,又取施不穷,回文者是。牺首、羊首、米粟,取其养也,乳形者同。饕餮取戒贪也。龙取其变,虎取威仪,虎文尤多,重威仪也。蜩(按:古指蝉)取其洁,熊取其猛,纲目取其有经纬也,未可以殚述也。古玉则尤多虎文,盖威仪尤见于佩服也。后人制器,舍其规矩则不方圆。......古金古玉之文,拓而图之,亦可传世,惜无及之者。非今人所能为,而非文字所可比也。后人形制花文皆不如古,只是处处无学问耳”。
我的进一步理解就是:同样的图像、纹饰,古今寓意大不相同,或许在工艺上、在技术上,今人可以精益求精,超越古人,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息,这是后人永远无法达到的,盖此谓也。


IP属地:河南来自Android客户端1楼2015-08-31 09:02回复
    瓦当尽管在金石领域里向为小众,但一直受到传统金石家的关注。簠斋在与潘祖荫、王懿荣、鲍康、吴大澂、吴云等有着同好之友人的通信中,多次谈及收藏齐鲁一地出土的瓦当,内容主要是弆藏传拓和识文断字,涉及的多为文字瓦当。据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先生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王献唐先生给大家讲有关考古领域历史掌故时,明确提到清同治、光绪年间,山东潍县陈介祺和福山王懿荣均致力于收集齐鲁当地瓦当一事。齐鲁之地,如临淄、曲阜,均战国故城,出土多为战国图案瓦当。其他收藏瓦当的人士还有:差不多同时期的刘鹗、吴大澂、端方等,直至民国的何遂,乃至当代的陈直,收藏范围当然不仅齐鲁一地。
    簠斋一辈子都在传古,随收、随拓、随记。他的著作直到去世时,基本都没有定稿,均以笔记、手稿等形式流传下来,即均是未定稿。有关瓦当的拓本,流传至今日也有多种。我有幸收藏到簠斋藏拓瓦当一套十九册,近九百纸,光绪年间拓本。因是其晚年所制作,故在目前所见范围之内,是相对数量较多、内容较完整的本子。据粗略统计,图案瓦当占十分之一强,有百种,基本为树木纹和云纹,半圆形和圆形都有。如上下图,在此选刊了八纸,既有树木纹的、也有云纹的,既有半圆形的、也有圆形的,以期全面反映簠斋藏拓齐鲁图案瓦当,希望窥一斑而见全豹。
    有清一代,对于图案瓦当的著录、摹刻一直是或缺的,也一直未受到金石家的重视,簠斋应是较早对其进行系统收集、整理、传拓的人。在这里,能一次见到百十来种图案瓦当,且是一次拓成,很幸运,有眼福。另一例是清末民初的罗振玉,他的《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一书也收入了一些图案瓦当,有树木双兽纹、树木人兽纹、树木卷云纹等等。或许,先秦纹饰、图案天然所具备特有的美感,自此而后,引发人们对图案瓦当的兴趣,直至今天。
    众所周知,瓦当制作简陋,材质一般,总体不易保存,故很多经前人著录的瓦当现基本全已佚失,恐怕早已损毁,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只能看看散见于各家著录之中的拓片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簠斋传拓的瓦当实物尽管基本找不到了,遗存的拓片弥足珍贵,成为今人研究的宝贵资料,这也是他本人当年的期许和愿望。
    但是,自从清初以降,金石学的复兴,包括乾嘉学派的形成和兴盛,更多地着眼于文字的考据,金石铭文由此自然受到学者的重视,而且这样的传统一直可以上溯到金石学诞生的年代--宋代。簠斋也不例外,他的传古活动也一直以文字为重中之重。以瓦当为例,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他无法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图,在这些齐鲁图案瓦当拓片上,一概不恰当地钤印“簠斋藏汉瓦当”。用山东大学历史系李发林先生的话说:“那时没有正式的考古发掘资料,地层关系不明确,很难进行系统比较和研究”。因此,我以为,有人说乾嘉学派的“考古”基本属于“臆想”,倒是可以原谅的。


    IP属地:河南来自Android客户端2楼2015-08-31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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