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一些种**主义者积极鼓吹，凡是使用印欧语言的各族人都属“雅利安人种”,其中欧洲的日耳曼民族被称为最纯粹的“雅利安人”。这种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被德国纳**分子用作对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一切“非雅利安人”进行灭绝的借口。
50——60年代关于雅利安人的说法由于第三世界反对文化殖民主义浪潮猛烈以及文化多元论的兴起，此说一度沉寂。但是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近年以来，这种雅利安——白种人作为人类文明创始者，居于人类文明中心及领导地位的说法再度兴起，构成后冷战时代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观的核心内容。▲

雅利安Aryan一词源自梵文，意为“高贵者”。西方主流世界历史学于17——19世纪建立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学说。
所谓的“雅利安人”，本来是历史上从没有任何可信记载（所根据的都是现在见不到也说不清的某些梵文资料）而近乎虚构出来的一个亚洲族群——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后来向何处去。
据欧美史学界的说法，所谓雅利安人的识别标准，唯一就是根据他们都讲着一种“雅利安的共同母语”。这种雅利安共同母语的另一个“科学”的名称，即所谓“原始印欧语”。
但是问题在于，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任何史料或证据证明人类中曾经存在这种语言。这种所谓“雅利安语言”或者原始印欧语言，是被16——17世纪欧洲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教会学者通过所谓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虚拟以及虚构（即根据猜测，臆造或者伪造出来）的。
其中最有名的炮制者即荷兰人马库斯·冯·鲍霍恩Marcus Zuerius von Boxhorn（1612—1653）、英国人威廉姆·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和德国人弗朗兹·博普主教(Franz Bopp1791——1867)。有趣的是，作为雅利安语言的发明创造者，这几个人在崇洋的中国学术界似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或许是被西方刻意地隐匿，因为这样才能把他们的学说伪装成自古有之的真理。
而后在18—20世纪，这种虚拟的原始印欧语言就被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系统地引入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从而虚拟出了一个特殊的古代优秀人类种族——雅利安人种或者民族。于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一切卓越成果（包括古巴比伦、埃及、小亚细亚、罗马、波斯、印度和黄河文明），就都被归于这个优越人种的创造物。西方人称，这个雅利安人种乃是希腊、罗马人和现代欧美人的共同祖先。以上就是17世纪以来西方系统伪造的世界性伪史形成的基本脉络。

〔此种伪史的最新代表作之一，就是目前名声甚噪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一书。〕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上述伪史的构造基础，既不是建立于体质人类学、遗传人类学之上，也不是建立于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等等这种可信的实证科学的基础上；
而完全是建立在所谓的比较语言学和虚拟语言学这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所谓雅利安人的存在以及全球性迁移的故事，不是建立在可信史料或者考古实据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语言”人类学——即所谓语言或者语法相似性的推测上。在这种推测的基础上形成了西方关于世界古代文明史雅利安起源论的宏伟大厦。
西方学界制造伪史的方法就是：先建立一系列可疑的假说，然后把假说转变为信史，再用假说作为直接引证的史料。这种方法，西方人运用已经烂熟，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借助那个来历不明、时代不明、地缘不明、作者不明的“荷马史诗”，作为构造全部希腊史前伪史的基础。这种伪史，当然是完全不可征信的！

所谓的“原始印欧语”，是在17——19世纪欧洲对亚、非进行殖民的时代，由欧洲语言学家根据所谓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所倒推、猜想而虚构出来的一种假想的古代语言。最早有系统提出这个假设的是荷兰人马库斯·冯·鲍霍恩Marcus Zuerius von Boxhorn（1612—1653）。
1647年，鲍霍恩提出梵语、波斯语言与若干印欧语言似乎存在语法的相似性，并假定他们出自原始的共同语言起源，这种原始语言他称之为西徐亚人语言。在他的假设中，这些起源相同的语言包括梵语、波斯语、荷兰语，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以及德语和斯拉夫，还有凯尔特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语言。因此，他设想印度和欧洲的语言都起源于同一个原始语系统——这就是古印欧语系。不久，这种纯粹出于猜想和虚构出来的原始印欧语，就被西方主流学术界言之凿凿地断论，成为古典时代的拉丁语，希腊语，梵语和各种欧洲现代语言的始祖了。
图为关于印欧语系起源的“坟冢假说”Kurgan hypothesis，描述印欧人在公元前约4000年至1000年期间迁移的情况。虚箭头表示的“安纳托利亚迁移”的路线可能经过高加索地区或巴尔干半岛。粉色表示的范围为假设的原住地（Urheimat），包括萨马拉文化及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红色表示的是操印欧语的族群在公元前约2500年可能已定居的地区，橙色表示的是前1000年左右的情形。
但是非常讽刺的是，由于欧洲人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歧视，鲍霍恩和17—19世纪的欧洲学者却都并不承认雅利安语言（即古波斯语言、印度语言以及安纳托里亚的语言），与他们紧邻近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突厥语言有任何相似、相通性或者互相影响的关系，他们宁可认为这种据说也是亚洲起源的雅利安语言与遥远的北欧语系、日耳曼语系更加相近。

1787年英国人威廉·琼斯爵士提岀“原始印欧语”这个语言名称。他声称：拉丁语、希腊语与梵语和波斯语之间有相似之处。为论证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历史合法性，琼斯试图将本来为梵语或者波斯语的小分支“雅利安语言”与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结合起来。琼斯1787年撰文断言梵语与拉丁语和希腊语有相似之处。
19世纪初，德国的弗朗兹·博普主教(Franz Bopp1791——1867)，是继鲍霍恩后，系统炮制所谓原始印欧语的一位最著名的学者。博普针对几个主要语言的名词和动词形态进行比较，认为梵文与古代安纳托里亚语言、古希腊语言、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言有直接的亲缘关系。但是他还没有提出语音构拟的标准。于是19世纪不断涌现了一批批的欧洲学者，他们继续对印欧语的语音演变，系统地、大规模地进行了一系列可疑的重建。19世纪时，学者通常将这系虚拟语言称为“印度-日耳曼语系”，有时候也叫“雅利安语系”。
后来西方学术界普遍采用琼斯的名称，将欧亚大陆这些语言共同的假想祖先称作原始印欧语。关于这个语言的起始地（Urheimat）最早的说法是伊朗或者印度，后来又形成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来自黑海和里海北方的草原（即所谓“坟冢起源假说”Kurgan hypothesis），二是认为来自小亚细亚—安那托利亚。这些假说最引人注目的矛盾点就是，雅利安语言—所谓原始欧亚语言本来起源于梵语，现在则被远搬到乌克兰草原地带。支持坟冢起源假说者认为雅利安这种语言出现的时间在公元前约4000年左右；但支持安纳托利亚起源假说的，则将时间更往前推至7000——8000年（即印度-赫梯语）。
〔坟冢假说（英语：Kurgan hypothesis）是有关雅利安人起源问题的历史和考古假说之一。该假说认为雅利安人起源于“坟冢文化”，即东欧大草原上的亚姆纳文化（意为“坑墓文化”）及其前身的考古文化。坟冢假说是目前最为广泛接受的有关雅利安人起源的模型，与之相对的一个模型是“安纳托利亚假说”（将印欧语民的原住地定为小亚细亚）。
坟冢假说最早是由玛利亚·金布塔斯在1956年提出。金布塔斯在《史前的东欧》中首先提出该假说时，综合地利用了考古学和语言学来对雅利安——印欧人起源问题进行研究。她的假说将原始雅利安—原始印欧语使用者与东欧大草原的亚姆纳文化及其前身相联系，并将印欧人的原住地定位在东欧大草原，提出晚期原始印欧语的各种方言曾在这一地区被使用。假说并且认为该文化逐渐扩张直至占据整个的东欧大草原，最晚阶段的文化（“坟冢丁”）即为前3000年左右的亚姆纳文化。
坟冢文化的游牧性质使其得以扩张占据整个欧亚大草原地区，这一过程中对马的驯养及后期对（仍处于雏形的）战车的使用起重要作用。最早的有可信驯马证据的是位于今乌克兰的、亚速海北岸的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它与前5000年的印欧前期文化对应。现已知最早的战车是在克利伏耶湖附近发现的，追溯至公元前约2000年。后来的论述者把中国的商朝战车甚至秦朝人也归类于这一文化的传播中。

根据雅利安人的坟冢起源假说：战车民族迁徙到中国
接下来向大草原以外地区的扩张造成混合的、被金布塔斯称为“坟冢化”(kurganized)文化传播，如雅利安人的西迁（西部的双耳细颈椭圆尖底陶器文化Globular Amphora culture)，进而发生的则是约前2500年的原始希腊人(proto-Greeks)向巴尔干半岛以及游牧的印度-伊朗文化向东迁徙的过程。 但是，詹姆斯·马洛里认为印欧人向西的迁徙是无法被严格证实的。语言学家孔甫烈(Kortlandt)后来引用这一结果，认为考古学上的证据除了在与语言学综合分析尚有用途外，在用于研究印欧人的迁徙史方面是没有多少分量。〕
总而言之，根据这种雅利安语言的虚拟和重建，欧洲历史学家不仅断言古印度、古波斯人那些黑发、黑眼睛、褐色皮肤的高加索人以及安纳托里亚的地中海人，与远在北欧的金发、多毛的白色人是亲戚，而且古代的希腊罗马人与他们所鄙视、仇视，看做讲鸟语的“蛮族日耳曼民族”——这两个彼此曾经浴血千年、世代为仇敌的民族现在也被说成原来是一脉相承的直系亲戚了。
这样一来，通过上述语言学的虚构，本身缺乏文明历史和传统的日耳曼蛮族（欧美白人的祖先），就找到了与西亚、埃及、波斯、印度、中国等繁荣的古代文明的血缘历史关系，欧亚大陆的全部古代文明都是雅利安—日耳曼种族所创造，雅利安—日耳曼民族理所当然是世界的主人。日耳曼民族对于其他种族的优越性和对于未来全人类建立统治的合法性，也就找到了合理的历史支点。

何新这人还认为金字塔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