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女艾间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活动。夏代少康复国中兴的过程中，女艾秘密潜入有穷国，成功刺杀了浇，从而帮助少康夺回王位。这段故事的主人公，有可能正是一位女性。《左传》中说“（少康）使女艾谍浇”，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记载，但并未说明女艾是男是女。当然，不管是何性别，“女艾间浇”的过程很像荆轲刺秦，女艾很可能是“行动间谍”的鼻祖，历史上最早的刺客。远古时期，女性较为刚烈，被赋予行刺任务并不奇怪。

正在热映的电影《聂隐娘》，也是一部传奇小说中的人物，所取时代背景是晚唐。这个时候正是藩镇割据的年代，也是刺客盛行的时代。各股政治势力都热衷于豢养死士，伺机组织暗杀活动，以此实现己方的政治目的。所以，刺客在这个时候很有市场，属于时代的产物。聂隐娘就是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武功高强的女刺客，但是在情感人伦面前，她的手只能不停地颤抖，直至最后放弃刺杀行动。

义与剑：刺客的两种武器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曾为曹沬、专诸、豫让、荆轲、高渐离等五位刺客立传，合称《刺客列传》。在这篇传记的最后，司马迁给予这几位刺客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们“不欺其志，名垂后世”，不管“其义或成或不成”，都应当被历史所牢牢铭记。司马迁之所以欣赏刺客，大概是看到他们身上那种舍己为人、杀身成仁的“侠义”之风。为了兑现诺言或伸张正义，这几位刺客在生死面前都表现出一股凛然之气，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当然，这些奸邪刺客的姓名，大多不为人们知晓。能被人们记住姓名，或者说历史肯于记载的，往往都是些能够张扬正义、救人急难、公而忘私的充满侠义之气的刺客。司马迁的徒子徒孙们，多少还是有一些能够继承祖师爷的史德，纵是春秋笔法，也要深寓褒贬。那些行为奸邪的刺客，在史籍中留不下姓名，也属正常现象。

因为心存“侠义”之念，荆轲决意拯救燕国，冒险刺杀秦王，所以上演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画面；因为心存“忠义”之念，曹沬在危难之际搏命而出，成功地用短刀逼迫齐桓公放弃了欺凌鲁国的强盗行径；因为心存“正义”之念，鉏麑不忍杀害忠臣赵盾，最终选择“宁违君命”，触槐而死，从而留下一段“行刺未遂”的佳话。

义，是不少刺客名垂青史的关键，也给了刺客大胆往前走的胆气。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其实也是刺客的一件宝贵武器，无形的武器。

剑，作为锐利的杀器，是刺客完成行刺任务的另一件武器，有形的武器。刺客经常也被人们称为剑客，应该与这种武器有关。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先进的铸剑技术，剑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常见的短兵器之一。刺客所选之剑，更倾向于匕首式短剑，两面锋刃，携带方便，操作便捷。“鱼藏剑”的故事，说的就是春秋晚期著名刺客专诸，利用献鱼的机会，将匕首藏于鱼腹之中，成功地刺死了吴王僚。当然，剑太短有时也会坏事。比如荆轲刺秦，如果换成一把稍长的剑，可能真的就得手了。从春秋到战国，剑慢慢地加长，携带已经不够隐蔽，但因为更便于战斗，所以仍时常有刺客使用。在文学影视作品中，古代刺客大多配剑，可能与剑有“百兵之君”的美称有关，也可能是历史的真实。

刺客与政客：谁玩谁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产生不少刺客，是与中国儒墨文化传统有关。因为墨家有“任侠”精神，儒家则有“杀身成仁”的主张。窃以为，这可能值得商榷。姑且不论墨家学说中道失传，早已成为绝响，对于后世的影响其实式微，即便孔子学说的核心，一说是“仁”，一说是“礼”，都不会诱发刺杀行为的产生。将“仁”摆在第一位，就会对这种带着诡计和血腥味的隐秘行动非常不齿；崇尚“礼治”，推崇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有序而稳定的社会结构，也不会赞成用刺杀这种非常极端的行为来破坏这种稳定。

刺客的产生，原因一定非常复杂，这里暂时无力进行深挖。外国的刺客，也不见得要比中国少，比如美国的肯尼迪、印度的甘地、以色列的拉宾等政要，都是遇刺身亡。

在中国古代，血亲复仇和政权争夺是刺客产生的两大诱因，尤其以后者为著。血亲复仇，是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的现象，应该是出于人类自我保护和复仇心理的本能行为。在没有儒家文化侵染的其他文化圈，刺杀，乃至以恐怖袭击来报复对手的行为，都会时有发生，可见刺客的产生实则与儒家文化无关。

刺客往往是政治的牺牲品，但是刺客又是因为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刺客经常是受到政客的指使，但是刺客要去杀的，往往正是政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