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最近几周给上海和深圳股市造成混乱的巨大泡沫似乎是中国特有的。毕竟，政府对泡沫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无疑希望借着股价飙升来以极低的成本重组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

更为根本的是合法性问题，这涉及金钱动机（换言之是贪婪）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据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令人吃惊的信仰，即最卑鄙的人的最卑鄙的动机不知怎地就会追求最美好的结果。”

这种对金钱的道德品质的担忧，至少可以追溯至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法律篇》(Laws)一书中，柏拉图笔下作为他自己代言人的雅典人指责，商业“在人的灵魂中培养欺骗和狡诈的伎俩”。亚里士多德也对贸易不满，他认为贸易不仅卑鄙，而且容易破坏公民承诺。然后是耶稣表示没有时间留给富人，而圣保罗则说，贪财是万恶之源。

商人和商业本身一样受人非议。从古到今，小说家和剧作家都在无情地嘲讽暴发户商人的粗俗和自命不凡，最好的例子是彼得罗纽斯(Petronius)的《萨迪利空》(Satyricon)中，特里马乔(Trimalchio)的宴会上那些令人生厌的宾客，以及莫里哀(Molière)笔下的茹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茹尔丹先生高兴地发现，自己一生都在说散文。巴尔扎克(Balzac)、狄更斯(Dickens)、佐拉(Zola)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等19世纪的小说家，都擅长刻画商人的小气和无赖。现代很少有作家在小说或诗歌中宣扬财富创造带来的社会益处——艾恩•兰德(Ayn Rand)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历史上许多时期，政治和社会架构中都存在既定的反商业情绪，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文化中，资本主义的植入都如此令人不愉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价值观——经由13世纪的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传承——在欧洲存活并延续至封建时代。当时，权力和财富来自土地——贵族们看不起商业。只有军队、地产管理和教堂这些职业才适合贵族。他们没有时间培养节俭和创业的资本主义美德。

为什么商业和金融遭受如此多的骂名？经济背景提供了部分答案。几个世纪以来，人均收入只有很小、或者没有增长。没有增长，贸易似乎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某个人赚钱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个人亏钱。贸易的道德基础因此看起来令人难以信服。

在欧洲，商业地位提升的征程真正肇始于意大利城邦。12至14世纪，商人与银行家融入了强大的贵族统治阶层，切断了权力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这些城邦的经济变得以货币为基础，并具有资本主义雏形，因为它们植根于市场交换并以合理清晰的产权为支撑。《十日谈》(The Decameron)的作者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甚至能宣称“商人是干净利索而优雅的人”。

17和18世纪，知识界的氛围发生了巨变。在欧洲爆发毁灭性的宗教战争之后，格老秀斯(Grotius)、斯宾诺莎(Spinoza)以及霍布斯(Hobbes)等哲学家批判了盛行于整个中世纪的尚武价值观以及基督教的反唯物主义传统。为了争取和平与稳定，他们的目标是要使人们远离军事英雄主义以及对永恒救赎的全神贯注，而关注当下的繁荣。与此同时，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在《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中讽刺了中世纪贵族的英雄价值观，而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在《道德箴言录》(Maximes)中强调了人类的虚伪、自利、虚荣和贪婪，而非骑士的美德。

然后是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对自利的赞颂。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试图使贸易变得受人尊敬，他在《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写道：“……商业的自然结果是带来和平。两个有着贸易往来的国家会变得相互依存：如果一方有兴趣购买，另一方则有兴趣出售；所有的结合都是基于相互需要。”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普伦德